李萬居的公論報
李萬居的公論報－兼談台灣本土辦報的「寂寞身後事」
許銘洲
台灣本土報業，恰恰好皆始於現代台灣人共同記憶的始點 1947 年，在那個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同一年，自立晚報於十月十日創刊，同年十月二十五日李萬居
先生則創辦了「公論報」，值此本土報業頻傳財務危機，自立晚報今年十月三日更因本土投機政客的摧殘、掏空，並於五十五週年社慶前夕戛然而止，宣布停刊之際，益發讓人深感，台灣 50年代省議會五虎將之首李萬居先生，創辦公論報，捍衛本土言論之可貴。
公論報的創辦也是台灣 五、六 0 年代悲劇人物李萬居嘔心瀝血的代表作，其所成就的文化志業，足以跟吳濁流先生的傳世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相提並論，李萬居一生的外光亮麗內心不得志，問題的根源是作為一個台灣人面對外來政權「不得不妥協」的悲哀，於是寄情辦報以「明志」，雖然結局依舊是多災多難，十四年來公論報始終是在風雨飄搖中度過，李萬居的晚年甚至是在台大醫院走完一生。
李萬居1901年生於雲林縣靠海的口湖鄉，身材高大魁梧，十歲喪父家道中落，必須放牛，撿蕃薯及捕魚等方式補貼家用，十八歲時母親因不堪租稅負擔而懸樑自盡，時值日據時代，此後李萬居陸續作過管鹽埕警察，養雞，漢文私塾老師與糖廠管理員等工作，二十三歲在堂兄李西端的資助下赴上海求學，曾正式受教於國學大師章太炎、胡樸安門下，1925年則轉赴法國巴黎大學研讀社會學，1928年回國後於南京擔任編譯的工作。
李萬居先生擁有像三國人物張飛一般的強壯身軀「虎頭燕頷」，從造型上是個標準的武將之身，然而他卻同時具有文人的性格，台灣早年相當有名的報紙多分皆在他手下籌設完成，分別是 1945年台灣光復後發行的省營台灣新生報；另一個是1947年十月李萬居自辦的公論報，並維持到1961年3 月，因國民黨政治與情治力量的左右夾攻，加上當年沒有人敢在公論報刊登廣告的經濟窘迫 （國民黨也透過國家機器下令不准在公論報刊登廣告） ，轉而遭股東之一的當年國民黨籍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以法院假處分方式奪取公論報，隨即不久即轉手為聯合報系所併吞。
公論報能維持長達十四年，完全歸功於李萬居辦報為民喉舌的職志與使命感，否則一分十四年來始終沒人敢登廣告的報紙根本無法維持如此長久的歲月，李萬居四處籌錢辦報的處境是相當艱困的，其募款來源也多數為台灣本土人土。據曾任職於台灣公論報的台語學者吳國安指出，當時北港朝天宮的主持人後來也擔任公論報發行業務的王吟貴曾捐獻二十萬元給李萬居先生辦報，不過，很快這筆錢就用完了。吳國安指出，為一分發行量很少，罕有人敢成為訂戶的公論報，李萬居投注相當大的心力從事於籌錢的奔走工作，一個例子是曾有一位台北的朋友退掉公論報的訂閱，李萬居得知後買上打電話去指責這位友人太不夠意思，因為當時一分公論報售價只有0.5元，「該位友人後來改口說，那麼幫忙訂一百分好了，但報紙千萬不要送來」，這可見公論報在當時50白色恐怖年代經營處境的艱難，不過當時的公論報在美國卻享有相當高的聲譽，因為它被視為觀察、了解台灣的人權指標，唯有公論報才能代表當時的台灣民意與人權。
李萬居先生具有活潑的思想，多采的人生經歷，有著敢為異端的決心與個性，造就了這位身材魁梧，擁有虎頭燕頷標準武將體質的「魯莽書生」，開創出其傳奇性的一生。他的身上充滿著許許多多矛盾又奇異的組合，例如從小接受漢文教育、擔任漢文私塾老師，卻又留學法國醉心於西方法國大革命的時代研究與思想；標準的武將體質，卻又舞文弄墨創辦公論報十四年如一日；另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李萬居也娶了個大陸湖南省老婆鍾賢（水靜）。
身為台灣本土辦報第一人，李萬居一生所獲得的高度評價與創辦公論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中研院近史所學者陳儀深指出，公論報從1947年10月25日創刊至1961年3月，因政治因素被迫停刊、易手為止，李萬居以十四年心血見證了白色恐怖，並且以這分媒體作為他對台灣社會的服務與犧牲。
曾任職公論報的學者吳國安指出，李萬居的心胸相當寬大，在公論報慘澹經營的中後期，公論報往往常有幾個月發不出薪水的情況，有些員工曾群聚揚言要集體罷工，也曾發生有過員工因領不到薪水而偷偷拿印刷廠鉛字去賣的情事，不過李萬居的反應總是體諒著員工的苦境，當眾告訴大家：「我們的員工絕不會有偷竊的行為，當然更不會有罷工的事」，對於員工這類行為，他總是聽過就算，不會加以追究，因此公論報員工對李萬居總是相當服氣。
資深媒體人呂東熹所發表的一篇論文「李萬居與新聞自由」中指出，任職台灣新生報董事長的二二八期間，一方面因不滿遭架空的有職無權，及目睹多位報界人士紛紛被捕失蹤，加上其報界友人宋斐如等人被捕槍殺甚至屍骨無存，這樣的政治情勢的發展強烈震撼著李萬居，導致他與其它台籍「半山仔」（即日據時代前往中國大陸參政人士）走向截然不同的從政之路，也開始促使他集資創辦純民營的「公論報」。公論報創刊於1947年10月25日，李萬居擔住社長，陳祺升為發行人。這時剛好是二二八事件，血腥軍事鎮壓與言論鎮壓之後的滿目瘡痍時期。學者陳儀深在「評李萬居政治思想的一個側面」一文中指出，本省籍同胞由於他的身居要職而不原諒之，執政當局又因其台籍，在野黨人（青年黨）而未能完全信任之，這無疑對李萬居的政治理想一大刺激。
李萬居先生明顯地具有敢做事不怕死的個性，據呂東熹發表的同一篇論文中指出， 1946年4月26日，「台灣省新聞記者公會」成立時，當日所選出的十七名理事中，台籍人士即佔九位如林茂生、王白淵、黃得時等人，二二八事件後繼續從事報業工作者僅剩李萬居一人。公論報在1947～1949年這段風聲鶴唳的大逮捕時期，由於報導詳實立論正確，因而贏得「台灣大公報」的美譽，在言論市場上也是最為風光的黃金階段；一直到1951年底，除黨營公報的中央日報，新生報及中華日報外，民營報紙中就屬公論報銷售量最大，最受讀者大眾肯定的報紙。
呂東熹在論文中也指出，公論報從創辦至易手為止，始終風波不斷，從創刊起即因物價大波動，使得許多報紙朝不保夕，加上公論報一無顧忌的言論作風，因此為執政者所嫉惡，公論報的記者、編輯便常犯言忌而鎯鐺人獄，而經濟上的打壓更是處處可見，如禁止訂戶增加，藉公營企業員工訂報意願調查從事堅控，印刷白報紙的漲價等等，無一不是致命傷。曾擔任公論報發行業務的黃順興也指出，國民黨命令不准在公論報上刊登廣告，公論報於是成為島內唯一不登廣告的新聞報紙，而沒有廣告來源就意味「死路一條」。呂東熹也指出，1960年代李萬居參與自由中國雜誌所發起的中國民主黨組黨籌備活動，更是公論報遭整肅被迫關門的一大主因，國民黨整肅完自由中國，並將雷震等主持者逮捕下獄之後，緊接著就以特務政治的滲透方式，結合台北市議會議長張祥傳，強行取走公論報的經營權，迫使李萬居自行宣布公論報停刊。
公論報另一個鉅大致命傷是，當時特務政治的橫行，這些情治人員不但威脅、騷撥公論報的訂戶，不得訂閱，否則麻煩不斷；還繼之以匪諜案、城固專案將公論報成員逮捕判刑，最高者是曾任公論報總經理的陳其昌遭判處無期徒刑，
其中發生於 1961年7月26日的公論報記者張建生被綁架恐嚇案，算是最輕的一件，大概情形是，前一天晚間情治特務打電話要其不要報導一則敏感新聞，
然而隔天卻見報相當火大，於是特務們早上七點多即出現在記家家門口，將其綁架用吉普車載至三張犁公墓附近，進行長達十五個小時的秘密審問，直到晚間十一時方才獲釋放。難怪，李萬居曾在省議會質詢中說：「這些年來本報被迫害的情形，真是一言難盡。從總編輯，記者、編輯，下至各地的營業處負責人，從禁錮到甲級流氓，各種罪名無奇不有。」
擔任省議員長達 20年的李萬居，在五、六0年代的白色恐怖階段，少數敢為台灣人仗義執言的人，也曾因為幫台灣人講話而於一度於省議會質詢後，立即遭情治單位扣押達三個小時之久，其後幸賴公論報記者林克明拍電報給美國，蔣中正方才下令當時掌管情治系統的蔣經國，立即釋放李萬居。
當時李萬居在 50年代末期第一屆省議會的質詢重點，據當時任職於公論報的台語學者吳國安指出，主要有三個方面包括有，省長官派何時才能民選，第二點，有關新兵派遣赴金門前線問題，當時李萬居的質詢重點為，不少台灣新兵訓練二、三個月即被派往金門，戰技並不熟悉，而眾多老兵卻都留在台灣本島，如此差別性做法，等於是讓「老兵吃米，新兵送死」。第三點為，質疑中國三十五省管台灣一省，最明顯之處，表現在台灣省各地警察局的分局長，全部為外省籍所囊括，而本省人擔任分局長只有郭國清一人而已（省議員郭國基的弟弟），這種不任用本土人士的作法，何時才能改善？
吳國安指出，當時在台籍人士謝東閔擔任省主席任內，李萬居質詢完畢走出議會後立即遭到便衣情治人員逮捕，後幸賴公論報記者林克明輾轉拍電報向美國求援，才解除這一場扣押危機。至於情治單位為何願意放人，據吳國安指出，當時美國總統任杜魯門任內的國務卿達樂斯，相當關心公論報的言論 ； 美軍顧問團也長駐台灣，因此常來往於台美兩地，與李萬居亦屬熟識。因此，美方得知李萬居因質詢遭扣押的消息後，立即打電話結蔣中正要求放人，據說蔣中正原先並不道扣人的事，於是立即向蔣經國求證，結果屬實，立即下令訓斥：「美國朋友都知道了，趕快放人！」
關於李萬居先生於二二八事件的評價較為紛歧，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戴寶村在李萬居的認同觀一文中指出，因為李萬居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起草組織章程，勸阻託管論與台灣獨立論訴求，事後被當局列為「主動者與附從者」名單，與之相較，非協助處理事變出力人士及友人宋斐如等多人紛紛遇害，導致其愛國（應為愛中國）熱誠遭受重挫。
相較於二二八事健件中上萬名台灣菁英或失蹤或遇害，而李萬居的全身而退，對於李萬居的高度評價，或許將因而受損。當年蔣家政權於大陸時，對於二二八事變，即曾透過廣播隔海喊話，要求台灣人放下武器，祖國不會追究參與二二八的人士，當時台灣島內確實有託管論與獨立論逐步在醞釀，而李萬居等部分台灣菁英卻極力勸阻，然而風波平息之後，卻反而帶來大規模的血腥鎮壓，李萬居在事件中的立場，因此遭受一定程度質疑，李萬居本人內心嚴重受創，後來二二八事件後同年李萬居投入公論報的創辦，與此事件的衝擊或許有相當程度的關連性。
台語學者吳國安指出，台灣歸美國託管或自行爭取獨立的主張，從台灣光復後一直未曾間斷， 1946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後，包括有辜振甫、許丙及藍家精等三人，曾於日本戰敗後的數日內，前往日本總督府晉見當時的在台總督，要求日本贊成台灣獨立，此事後來消息走漏，陳儀代表遠東戰區以長官公署名義前來接收台灣時，立即下令逮捕該三人，結果辜振甫、許丙二人身陷牢獄歷經近一年才獲得釋放，而藍家精則亡命大陸，後來透過管道回來台灣，雖未入獄，但行動自由遭限制，於是又輾轉亡命日本。
因為處理二二八事件讓李萬居遭受一定程度的指責；另一方面台灣公論報的創辦則為戒嚴時代的台灣社會帶來活潑的輿論氣息，一方面也保障了李萬一生得以免除牢獄之災，然而因為公論報所引發的災難也不容忽視，包括銀行皆不願意貸款給他，他位於萬華康定路的住宅，也因而遭人放火付之一炬，家當幾乎全毀，李萬居在狼狽的情況下，從火災現場中撿回一條命。 1966年李萬居糖尿病逝世於台大醫院，逝世前李萬居幾乎已是過著身無分文，兩袖清風的艱苦生活，有時甚至醫療費用還需要靠雲林同鄉友人的接濟，當時其妻鍾賢（水靜）早已過逝，兒女也皆於美國就學。一個時代中赫赫有名人物的晚景竟是孤獨、孑 然一身病逝於醫院，豈只是「造化弄人」一語可以道盡？
相較於自立晚報這分本土報紙，到了中後期頻遭無心辦報人士，以政治目的（如為爭取不分區立委提名，或競選市議會議長）或經濟掏空目標弄垮，李萬居所創辦的公論報十四年為民喉舌，風風光光見證了台灣戒嚴時代的政治社會面貌，結果雖被國民黨籍人士透過司法鬥爭方式取走，後轉為聯合報系所併吞，然而卻清清檢楚，不像自立晚報這般死得不明不白。值此，報業吹起一股颯冷寒風之際，台灣本土人士應該好好想想，為何由大陸來台人士所創辦的報紙如聯合、中時等，媒體版圖日益擴大，且該二報系數度以報紙創辦人入主國民黨中常委，報紙不但辦得有聲有色，政治勢力版圖也獲得拓展，反觀本土人士李萬居辦了公論報，結局是潦倒終身；自晚停刊的句點也是來得不明不白（甚至沒有人承認自己是自晚的董事長），這樣的本土辦報，豈是「惆悵」二字可以道盡，簡直是哀淒有餘，連一點美感都沾不到邊，豈不令人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