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大學的正當性危機

回衝撞集第二期

社區大學的正當性危機

<社會運動理論與實踐/期末作業/報告人:黃泰山/p>

2002年12月17日,台北縣八所社區大學預算全數遭到議會刪除,刪除的理由之一是:社區大學是補習班。這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而是社區大學做為新社會運動,其正當性面臨危機的表徵。本文的目的即希望從社區大學採取的運動形式,分析其正當性危機的原因。

Lefebvre的抽象空間與黃武雄的套裝知識
我們先從社區大學的原初理念開始,這當然要回溯黃武雄關於社區大學的論述。為了避免流於字面意義的理解,我將引法國哲學家Lefebvre的抽象空間與黃武雄的套裝知識做一對比,這將有助於掌握黃武雄的概念。

Lefebvre在《空間的生產》(Lefebvre,1974)中,將空間的歷史分為絕對空間、抽象空間與差異空間,每一種空間都有其相對應的生產方式,其中,抽象空間是屬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空間。他如此地描繪二十世紀下半期的抽象空間:

國家在世界範圍中鞏固起來了,它全力壓制在社會之上,借助知識和科技,理性地計劃並組織社會,且不顧政治意識形態、歷史背景或階級的起源,賦予社會一個類似(即使不是同型)的尺度。國家透過將差異化約為重複與循環,以平等、回饋、自律等名義,壓碎了時間。 …… 它弄平了社會與文化的領域, …… 它透過閹割使任何反抗中立化(Lefebvre,1974:23)

Lefebvre筆下的資本主義抽象空間,是一個同質化的空間,同質化的過程是由國家借助知識的力量展開的。在這過程裡,一切質的差異都被轉換成量的關係,整個社會臣服在知識理性的計劃與組織之下。Lefebvre將現代知識描述為一種同質化的力量,一種抽象的體系,它再現活生生(the lived)的世界,卻也掏空了世界的自然特質,凡是活生生的、經驗的、感知的(the perceived)都被納入構思的(the conceived)知識體系中,變成一種同質的、抽象的關係。用白話來說,就是現代知識把具體的、具有不同特質的世界轉變成抽象的、量的論述,因此抽離了活生生的具體經驗,感觀經驗被抽離成抽象的符號系統。但這種知識是在國家的權力上發展起來的,國家也運用了這樣的知識賦予社會一種同質的次序,在這個次序下,人所有的具體生活經驗都被掏空鏟平。具體的、每個人都有獨特性的經驗被轉換成抽象的、每個人都一樣的抽象知識。

Lefebvre並不孤立地分析抽象知識,而是將它扣聯到資本主義及當代國家,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抽象空間中,國家結合抽象知識所建構起來的國家 — 知識體制,賦予了社會次序,因此抽象知識是資本主義國家統治權威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這種抽象知識閹割具體經驗的說法,與黃武雄對套裝知識的批判有異曲同工之妙。

Ivan Illich(附註二)指出,近代國家的學校把人從真實的世界中隔離出去。他的理由是人進入學校之後,便活在套裝知識的虛擬情境之中,看不到真實世界。套裝知識的學習就像人上了高速公路一樣,途中的一個個城鎮對他來說,便等同於上面書寫著「斗六」、「頭份」、「三峽」的一塊塊路誌;也像今日盛行的組團旅遊,十日之內遊遍希臘羅馬,但旅遊者只能遊走於虛擬的觀光街道,及瞻仰象徵昔日光輝的古蹟,無法貼近觀察真實世界裡的希臘羅馬。(黃武雄,1999)

從這個觀點來看,黃武雄反抗的其實是資本主義所特有,也是構成資本主義必要條件之一的國家 — 知識體制。社區大學所標榜的知識解放因此意味著要將人從國家 — 知識體制中解放出來,回歸到以人獨特的主體經驗為中心,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觀。Lefebvre雖然不談主體(因為他企圖超越主客體的二元對立觀),但同樣將活生生的生活經驗提升到批判的地位,認為回歸活生生的、身體的、差異的、獨特的經驗是對資本主義同質化次序的反抗,這與黃武雄對主體經驗的強調是一致的。而黃武雄雖然將回歸主體的知識解放定位在教育改造,但仍相信這樣的教育改造可以導向公民社會的形成,也就是對抗國家 — 知識體制對人的宰制,這點又相似於Lefebvre的主張。

當然,黃武雄基本上仍堅持啟蒙以來的理性傳統,而Lefebvre則強調身體、慾望等的解放性,帶有濃厚的後現代色彩(不能說他是後現代主義者,因為《空間生產》一書出版時,後現代思潮尚未形成)。兩人仍存在許多差異,做這樣的比較,只是要指出黃武雄「套裝知識VS經驗知識」的提法,其實點出了資本主義國家 — 知識體制對人的宰制,以及回歸經驗做為解放的可能性。

兩人之間尚有一個共同處必須說明。Lefebvre雖帶著強烈的後現代傾向,但他基本上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仍堅持物質基礎的第一性。Lefebvre認為對資本主義抽象空間的反抗必須導向差異空間。差異空間是Lefebvre的烏托邦,是他追求的理想,但Lefebvre並不像許多後現代主義者那樣,僅僅把差異歸於符號、語言的操弄,他的差異空間是有物質基礎的,也就是差異空間是建立在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上,即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只有在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之上,才有可能建立起差異空間(反之亦然),人才有可能從同質化的過程中解放出來,回歸到獨特的、差異的個人。這種對物質基礎的強調,正突顯他的馬克思主義色彩。

黃武雄也強調物質基礎的重要性,從他《教改怎麼辦中篇》(黃武雄,2002)的文章脈絡中,可以看出對底層結構的重視,即強調足夠與良好的高中大學做為物質基礎,教育改革才有可能。相同的,要重建以主體經驗為中心的世界觀,也必然要有相應的物質條件。很顯然的,在資本主義國家 — 知識體制之內,不可能實現這樣的理想,因此,必須建立一個理想的空間,讓人可在其中自由互動,經驗撞擊,才有可能實現知識解放,也才有可能培育現代公民,催生公民社會。而這個理想空間便是社區大學。

雖然兩人都強調物質基礎,強調烏托邦必須有其相應的空間,但兩者之間卻存在一個巨大的差異。對 Lefebvre而言,差異空間必須在資本主義抽象空間崩解之後,基於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之上才有可能建立起來,當然,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也只有透過差異空間才能實現理想。但對黃武雄而言,理想空間(社區大學)正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上,建立在他所要改革的社會之中。他企圖在「菁英主義」漫延充斥的社會裡,構築一個沒有菁英權威的學習環境,在「工具理性」、「擴張主義」宰制一切的環境中,找尋一個重建價值的烏托邦國度。Lefebvre的差異空間是反資本主義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得以實現的空間物質基礎,但黃武雄的社區大學則是反資本主義的開始,是在資本主義之中,建立一個另類於資本主義的空間,並以此做為改造資本主義的基地。

於是我想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支撐社區大學的力量是什麼?什麼力量可以提供社區大學生存的物質基礎,又能維持社區大學的理想性?

歐文與黃武雄
十九世紀社會主義者歐文,在痛心資本主義對工人的摧殘之餘,決定籌募資金,成立另類於資本主義的理想社會。歐文在歐洲及美洲建立許多合作主義的社區,在社區裡沒有資本家的剝削,沒有殘酷的市場競爭,有的只是互助與合作。這樣的理想社區就建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其資金甚至來自「仁慈」的貴族、資本家。歐文相信,改造資本主義社會,不必然要採取反抗對立的行動,我們可以透過另類社會的建立與推展,同樣也可以使社會變得更好。歐文主義曾在十九世紀風糜一時,追隨者眾多,許多理想社區在國家邊境或美洲殖民地成立起來。當然歐文的理想並沒有成功,歐文主義沒有改造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改造了歐文社區。

馬克思在許多文章中都批判了歐文的主張,指出其不能成功的原因。美國地理學者 David Harvey《希望的空間》(Harvey,1988)一書中,就引用馬克思的文章,以他獨特的「空間修補理論」(spatial fix)討論了這個問題。總結Harvey的分析,這種想要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尋求理想的淨土、「許諾之地」,都會遭到兩種力量的破壞,首先是來自國家和私人資本的力量。他指出馬克思將這些移居到新大陸的殖民者分為兩種,一種是獨立生產者,他們不是資本家,而是自給自足的生產者。另一種是大農場,是為世界市場而生產的,是屬於資本家的勢力範圍。這兩種相互矛盾的生產模式最終將鬥爭起來,因為「資本家有母國的力量做後盾,他們企圖透過武力清掃阻擋其前進的障礙 — -即獨立生產者的生產與挪用方式」(Harvey,1988:29)。從歷史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具有極度排他的特質,隨著它的擴張,會消除所有其他的生產模式,或者將非資本主義生產納入它的剝削體系,而這個過程往往是透過國家權力來完成的。當然,國家並不總是以武力來完成這項任務,它會透過各種方式轉化、侵蝕阻礙資本利益的任何事物。哈維的分析事實上透露出,資本主義國家最重要的任務是維持資本積累,為了達成這項任務,國家一方面必須不斷再生產有利資本積累的社會關係,另一方面必須不斷排除阻礙資本積累的社會關係,因此,當這些歐文主義的理想社區發展到足以障礙資本積累時,國家便會起著排除與轉化的作用。

另一股侵蝕力量是來自理想社區內部, Harvey 引馬克思給 Icarians(一個美國的理想社區)的公開信說「【他們】因為沾染了當今社會的偏見與教育的錯誤以致於無法在Icarie免除掉這些惡習」(Harvey,1988:30)。 Harvey 指出了舊社會的觀念、習性、關係等會在理想社區中複製,最終侵蝕了理想社區的原初理想。事實上 Icarie最後失敗的原因主要還是來自於內部的自我侵蝕。

Harvey在文章中,對這種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建立理想空間,做為解放途徑的主張,並沒有做出「必然失敗」的結論,但他所提到的兩股侵蝕力量 — -外部:國家與資本積累邏輯;內部:舊社會關係的複製,對於我們思考社區大學發展前景則有很大的幫助。因此,我們想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社區大學做為一種理想空間,是否也受到這兩股力量的侵蝕?如果是,又是如何侵蝕?

社區大學:國家恩賜的社會運動
焦點再跳回第一個問題:什麼力量支持著社區大學?回答問題之前我必須先對 410教改運動與社區大學運動做個區別。我認為410教改運動與社區大學是不同的兩件事,前者是一個長期的運動,有著明確的受害群眾(學生及家長等),其教改理念也獲得社會大眾一定理解(雖然有所不足)。但後者就其催生過程,從來沒有採取訴諸群眾的運動模式,也沒有明確的特定受害群眾,其理念僅僅流傳於知識菁英及少數社大學員之間。做這樣的區別是重要的,因為這關係到運動採取的形式,社區大學與教改運動相比,其運動形式顯然少了訴諸群眾的部份。然而一個沒有群眾支持為後盾的社區大學,為何能得到國家的接納?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必須回到社區大學誕生的歷史脈絡,即社區大學是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產生的。

第一所社區大學(文山社大)誕生於1998年,我們再把時間往前回溯到90年代初期。在80年代後期風起雲湧的社會抗爭之後,90年代初出現了一種以國家權力與資源為後盾,知識菁英為中介的社會運動,典型的例子是社區總體營造(以下簡稱社造)。社造一改傳統社運民間對抗國家的模式,它不再把對抗的焦點放在國家身上,更奇怪的是它是國家透過官僚組織動員起來的,當然社造是否是社會運動仍受到各種質疑,但此處暫時將它當做是社運的一種,原因是社造挪用了許多社會運動、社區運動的概念,比如由下而上,使用者參與,甚至反技術官僚獨裁等論述,使其形式上看起來類似於社會運動。社造的總舵手陳其南就說「『社區營造』觀念的提出使社區運動和專業者找到新的空間與著力點,也直接扣緊國家體制、文化政策、地方和環境生態的意識,而做為一種靈活的去中心化的後現代抵抗策略」(陳其南,1999)。然而就算把社造視為一種社會運動,它也是一種很特殊的社會運動,我暫時稱它為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

社造或許是開啟國家動員社會運動的濫觴, 1994年在李登輝生命共同體的政治號召下,透過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以國家權力與資源為後盾,網羅知識菁英介入民眾社區生活,企圖以由上而下的方式,動員民眾由下而上的公共參與,國家則以相關法令制度加以配合。事實上在李登輝對社區強調的同時,終身學習這個概念也被官方提了出來,同樣是透過國家的權力與資源做後盾,借由知識菁英為中介動員民眾學習。在李登輝主政後期,國家一方面深陷在黑金掛勾的泥沼中,呈現出腐敗不堪的形貌,另一方面卻又大開權力之門,不只歡迎民眾分享原被壟斷的公共領域,更主動動員民眾來分享,不只肯定民眾有知的權力,而且以國家的力量鼓勵民眾一起來「知」,國家呈現無比的開明與進步。

為什麼在李登輝後期,國家會出現這樣既腐敗又進步的樣貌?我尚未找到較深入的分析,因此在此只能做個人初步的詮釋。我認為這與政權的正當性有關。李登輝後期,雖然政權尚未輪替,但一個有別於兩蔣時期威權體制的新政權儼然成形,在威權瓦解後,新政權急需建立新的正當性基礎,此時源自 80年代後期的社會運動,至少在中產階級知識份子階層中已累積了一定的支持,尤其是教改與形形色色的社區運動,使國家有機會借助這些溫和的改良運動重建其正當性。於是國家透過整合知識菁英及某部份的社會運動,建立一個有利其統治正當性的新意識形態。研究社造的台大城鄉所博士黃麗玲也認為社造是源自兩個脈絡,第一是因國家規劃不當或資本入侵所引發的抗爭型社區。第二是「來自國家的倡議:在國家體質轉型、政經力量重組,同時也尋求新的相應的文化意識形態以召喚不同的群體的過程」(黃麗玲,1995)。但這個新意識形態必然要經過某程度的轉換篩選,例如教改的訴求被轉換篩選成終身學習,社區運動被轉換篩選成社區參與,志願服務,地方文史尋根等。事實上以上這些訴求不但已被國家體制化,也存在一批民間社會的知識菁英做為中介,共同將其運作成新的主流價值。

但此種國家與知識菁英結合並不完全集中於中央,地方也是重要的結合點,尤其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一方面因為地方執政的民進黨,就像李登輝的台灣國民黨一樣,在對抗威權政體的訴求逐漸淡去之後,急需新的正當性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民進黨與社運關係匪淺,同社運界知識菁英原本就存在各種關係網絡,因此同知識菁英的結合更為順暢。2000年政黨輪替後,陳水扁在其就職演說中,再度強調李登輝當年所提倡的社區與終身學習訴求,國家動員社運再度被新政府納入考量,甚至更進一步體制化。

整體而言, 90年代中出現的特殊社會運動,代表國家威權解體後,企圖整編部份社運以形成新的主流價值,以利其統治的正當性基礎。而社區大學便是在這樣的主流價值框架下,被國家所接納(最早主要集中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其後又得到教育部的支持),這是為什麼社區大學在沒有群眾支持為後盾的情形,能迅速被國家所接受的原因。清大教授沈宗瑞即認為 「由目前社區大學成立所在的縣市大部分是由民進黨所執政來看,社區大學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短期內仍是得依靠政治勢力的協助。」(沈宗瑞a,2001)由此來看,社區大學的基礎其實是來自國家的恩賜,是一種國家恩賜的社會運動。

做這樣的解釋並不意味對社造、社區大學運動的否定,也不是指責知識菁英被國家所收編。我並不認為國家與民間社會是可以截然分割開來,也不認為國家是必然的惡,民間就必然的善。就像法國社會學家布赫迪厄所說,國家有左手也有右手,社運知識菁英與國家的結合可以是捍衛左手的力量,當然也有可能是壯大右手的幫凶。因此問題不在於誰被誰收編,而在於此種結合究竟是有利國家的那一隻手。黃麗玲在稍晚的一篇論文中,也承認社造在某些地方發展出改變國家的影響力,尤其是 921地震之後(黃麗玲,1999)。

於是焦點又要跳到先前提到的第二個問題:社區大學做為改變社會的基地,企圖在它所要改變的社會之中,建立起理想空間,但這個空間是否有可能被內部與外部兩股力量所侵蝕?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不只被侵蝕,而且被迅速侵蝕!

外部侵蝕:國家恩賜的脆弱性
1999年年初,台北縣長蘇貞昌宣佈開辦台北縣五所社區大學,並預支1000多萬開辦費用。同年六月,縣議會最大次級團體北台灣問政會(簡稱北台會)提案刪除四所社大預算,只保留永和社大做為試辦學校。
五所社大籌辦人員遂發起搶救社區大學活動,並動員教授學者召開記者會及寫文章聲援,甚至李遠哲也加入搶救行列。隨後立法院多位立委組成搶救社大連線,支援社大的搶救行動。
一連串行動觸怒了北台會議員,不但召開公聽會反駁社大指控,更採取強硬立場,向租借場地給社大的國中施壓,要求迅速驅逐社區大學。
在搶救造勢活動無效之後,汐止社大主任潘英海分析當時的形勢,認為社大實力無法以造勢方式挽回局勢,遂改採遊說路線,由潘英海領軍,展開縣府與議會遊說行動,但最後仍無疾而終。
2001年底,縣長選舉甫結束,新竹市長由國民黨籍當選,民進黨蔡仁堅下台,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竹兩所社大被告知經費全遭刪除。

新竹社大於是展開搶救行動,在其《新竹市青草湖暨香山社區大學 91年度預算遭刪減與恢復始末》一文中,詳述了搶救經過:

早在九十年十二月市長選舉之前,市議會曾針對市政府入不敷出情況,要求蔡仁堅市長加以改善。但由於受到執政的民進黨〈立委與縣市長選舉〉文宣「再怎麼野蠻」的影響,市議會僅就市府歲入〈非歲出〉刪減達十數億,並退回市府預算(其中含兩所社區大學九十一年預算九百五十五萬元)要求重編。選舉之後,新市政府再送議會之預算中已無社區大學項目。其中,不止社大,包括文化、社區發展、社教等,甚至連義消的預算亦悉數遭刪除,各相關團體聞訊頓時驚慌失措,四出陳情。

社區大學預算全遭刪除,獲市府告知之日(九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距離九十一年度開始僅有六日。由於社大必須每學期招生,因此九十一年度之工作事項早已進行,例如招生手冊與海報均已付印,款項勢將積欠。兩校社大因此聯合討論因應之方。但由於對新市府並不熟稔,所以接觸工作顯得格外困難。

接下來由於是市議員選舉,因此當時新市府在人事更動中亦未暇他顧,社大的策略是主動先與市議員候選人接觸。在此一過程中,社大先動員全校師生所有的可能關係,在候選人成立競選總部時趨往道賀,並尋求支持。動員情況可說空前徹底,以人仰馬翻形容亦不為過。由於是選前,所以幾乎獲得所有候選人的口頭承諾,此舉雖無直接影響市政府的預算編列,但尋求市議員的支持之做法早在社大成立時就已進行中。因此過去由民進黨蔡仁堅市長所支持期間,仍同時可獲得各黨派多數支持。而在與各市議員候選人接觸中,社大師生盡可能避免站台,而只捧人場〈搖旗吶喊也〉,以免被貼標籤。

另外,對於新任林市長,社大之後也儘可能想辦法接觸。有關新市長的態度大家其實並不清楚,僅知道市長有分層負責的作風。因此大夥小心翼翼地先找教育局代局長陳情,亦透過其他私下管道要求見市長,過程十分難以拿捏。甚至還召集五六十位師生參加了許多人生平第一次的市府前廣場的元旦升旗典禮,跟當時許多市議員候選人團體「同台」演出,希望增加市長對社區大學的「印象」。

一月十九日社區大學辦理期末成果展當日市長意外提前出席,最後在一月二十九日終於爭取到與市長座談的機會。兩所社大作了最好的簡報資料、〈兩千多位師生〉陳情書,與兩校二十多位師生工作人員一同至市政府,以及商請〈市長故舊〉交大鄧前校長、全促會代理事長蔡傳暉及理事張捷隆〈宜蘭社大校長〉、程惠卿〈基隆社大執行長〉出席,遠到鼎力說項。市長察納雅言,最後裁示繼續支持社大。據信三月八日,市府已繼續編列了一千萬社大的追加減預算,並於十一日送市議會審查。如果此預算通過,市政府將會首次以招標的形式辦理,這一承標的挑戰尚在後頭,不過今年社大預算的保留至此已無大問題。

新竹現兩所社區大學〈青草湖社大成立三年、香山社大成立一年半〉累計學生人數已有四千人,且有多人選修學程。社區大學平時也配合市府各局處舉辦各類課程,服務市民每梯次人數均以百計。本學期青草湖社大註冊人數已突破千人,香山已越三百,皆是歷年之最,可見古語「生於憂患」誠不虛也。(沈宗瑞 b,2001)

2002年12月,北台會再度提案刪除北縣所有社大預算,經過政黨協商,在各黨派一致首肯下通過刪除。

隔日各社大代表前往教育部與縣政府、縣議會陳情,但因議會仍在開議,基於三年前的經驗,擔心觸怒議員遭來更嚴重的報復,陳情採低調形式。

這是社大遭到嚴重打擊的三起事例,雖說只有三起,比例不算高,但也足以顯示國家恩賜的脆弱性。當初黃武雄主張由地方政府來開辦社區大學,有其時代背景,當時社區大學最容易獲得支持的是民進黨執政的縣市。然而正是因為這樣的主張,讓社區大學鑲嵌在派系林立、曝光率低、陰暗隱晦的複雜地方生態之上,於是這個理想空間的基礎更顯脆弱。以台北縣的經驗來看,搶救活動根本無法拉高到理念的訴求,對地方而言,訴諸輿論的論述對抗產生不了作用,原因是地方派系的選舉邏輯是以地方人脈、樁腳為基礎,政見與形象起的作用甚微,或許縣長必須顧慮輿論壓力,但對派系出身的議員則只在意樁腳的穩固,況且社區大學所能運用的輿論造勢,僅限於知識份子圈,根本影響不了地方選舉生態。這正是台北縣最初以訴諸輿論的搶救形式 ,得來的只是北台會更強硬立場,最後只能採取遊說路線的原因。即使新竹的經驗,情況也一樣,在〈預算遭刪減與恢復始末〉一文中,可看出搶救行動之低調,新竹社大更在文章末尾提出三點參考意見:

第一:社區大學的主事者及行政人員應避免涉入黨派立場,但平日應與各派議員或縣市政府建立良好關係。例如,新竹市兩個社大接受市政府各局處委託的案子相當多,雖然負荷十分重,但卻必須承受。另外,必須要爭取幾位十分支持社區大學的市議員為後盾,以便遇事可代為質詢。

第二:社大須在行政人員、教師及學員間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係,此點對每學期皆面臨招生事宜的社區大學尤為重要。本次過程除了行政人員之外,老師及學生皆主動提供了許多市政府官員及市議會議員的資訊,並代為引薦、出席多種場合,使得接觸溝通的效果增加,功不可沒。

第三:社區大學對於自己的各種資料〈包括課程、研究、師生聯繫資料〉平時都必須充分建檔,在動員及宣傳的提供上以備不時之需,隨時可以呈現辦學績效及成果。本次與市長座談中,簡報資料的詳實有其一定的貢獻。(沈宗瑞,2001)

從這三點意見,可看出社大的生存基礎是如何依賴於多變複雜的地方生態。一個企圖批判現存政治社會的理想空間,被迫必須周旋在地方政治利益的糾葛之間,所求只是乞望政治人物的恩典。在此種政治框架限制之下,社區大學的批判精神還有多少發展空間,頗令人質疑。沈宗瑞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出同樣的擔憂: 「但從長期來看,社區大學如果仍要堅持其理想性,也就是比較不考慮市場需要,而是以改造社會為職志,將來必然與國家或政黨利益產生摩擦,這是時間問題。」(沈宗瑞 b,2001)。這不是未雨綢繆的警語,而是國家恩賜社會運動的結構性限制:為了生存,就不能觸怒地方政客,不只不能觸怒,還得攀交情、做關係。

所謂攀交情、做關係,就是要地方政治人物認為社區大學對他們具有維護正當性的價值,為了顯現社區大學在地方生態與地方選舉邏輯中具有價值,社大必須透過各種方式來展現自己,其中最主要的是兩種方式,第一:人數。社大主事者普遍相信如果招生的人數夠多,必將形成一股力量,政治人物便不得不重視,相對地,如果招生人數不足,很可能就會被冷落,甚至被裁汰。事實上許多地方政府確實在意人數,而且以人數做為經費補助的原則 (台北縣將補助分為1000人、1000-2000人、2000人以上三級,定出不同的補助金額)。但並不是因為人數多會迫使政客不得不重視(台北縣社大學生人數全台最多,經費照樣一再被刪除),而是如果人數太少便沒有提升其正當性的價值。人數壓力於是構成一種趨力,為了維持足夠的人數,社大必須開設越來越多符合市場需求的熱門課程,原初想發展的具有反思性的課程反而遭到排擠而招不到學生,社大的理想因此不斷遭到侵蝕,最終步上補習班化、才藝班化的命運。第二種方式是辦活動,透過有聲有色的活動,來證明自己的價值。然而許多社區大學每學期舉辦的成果展,最能展現有聲有色的項目總是一些生活藝能的課程,真正符合社大理念的課程很難表現出來,活動所顯現出來的意像總是偏向娛樂性、休閒性。但活動並不單純只是活動,它會有力地塑造社大的形象,賦予社大的意義,也界定了社大的定位。於是這類的活動辦得越多,就越加深社大逸樂休閒的形象,辦的越是有聲有色,就越模糊化社大原初理想的面貌。初期社大好不容易建構出來的一點模糊的理想形象,現在是更加模糊了,更加與其他才藝班、老人大學、產經大學、老闆娘大學分不清楚了。

維持足夠人數與不斷辦活動,無疑是要告訴政治人物社區大學多麼被民眾需求,借此展現社大虛假的實力,維護國家恩賜的脆弱基礎。但在爭取生存空間的努力過程中,卻不斷模糊化自己,侵蝕自己存在的正當性理由。因此,縱使國家沒有直接撤回對社大的支持,在國家恩賜的架構之下,社區大學理想空間的性質也被不斷轉化、銷溶。

當然正如前面提到的,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不會全盤接受社運的理念,在結合社運的同時,國家必然會做某種篩選與轉化。因此,當地方政府 (也是國家體系的一個環節)將社大納入體制安排時(例如招標制,這是現階段社大追求的目標),會根據其意識形態、歷史包袱等,進行篩選工作。沈宗瑞便明確指出「而各縣市政府〈包括議會〉對社區大學的認知及支持情況並不相同,加上目前審計法規定的發包方式,使得具有宗教色彩團體、補習業者、及政黨外圍組織相繼介入,政治與商業的傾向將難以讓社區大學的理想堅持下去。」(沈宗瑞a,2001),事實上他說的正是台北市。台北市六所社區大學被納入體制保護之下,得到相對穩定的生存基礎,但除了最早成立的文山社大是由教改團體主辦之外,其他的就如沈宗瑞所指出的了。但即使身為社大龍頭的文山社大,雖然有三年一標(台北市採三年招標一次制度)的制度性保障,又有第一所社大的聲望支持,也未必能穩定發展。因為既然社大的基礎是國家恩賜,那麼這個基礎就必然是多變而不穩。馬英九新進任用了國民黨發言人吳清基真除教育局長,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吳清基便語帶玄機地指出教改是2004年總統大選民進黨的罩門,言下之意似乎要對教改人士開刀,令人擔心文山社大這個黃武雄第一個橋頭堡,是否會遭到地方政府的整頓。

總而言之,社區大學是在國家動員社運的時代背景下,搭上國家結合知識菁英,形塑有利其正當性的新主流價值班車。其基礎不是透過運動累積起來的民意,而是開明國家的恩賜,因此正如Harvey所分析,理想空間正一步步遭到國家的侵蝕與轉化。

內部侵蝕
最令人擔憂的其實不是國家從外部的侵蝕,而是從社區大學陣營產生出來的侵蝕力量,即舊社會關係的複製。分析這個問題,我們還是要回到國家的角色。事實上主導人民學習,向來是國家重要的統治手段,而最一般的主導形式是去政治化。早在兩蔣時期,整個教育系統就是服務於威權國家的統治,但正規教育體系主要是配合白色恐怖,採禁忌與灌輸的方法。除此之外,還有一組主導學習的重要系統,就是救國團和民眾服務站,其中以救國團最典型。救國團在台灣社會充滿政治禁忌的年代,不只透過青年活動將青年逸樂化,其實也在各地舉辦各種民眾學習的活動,其內容從各項才藝到英日語等外文課程都有。盛極一時的救國團,曾是台灣最大的補習班。這些表面中立的教學課程,其實扮演重要的政治功能。

80年代反對運動風起雲湧之際,這種去政治化的教學活動已經從救國團、民眾服務站擴展到農會、鄰里社區組織,形成一股消解反抗的力量。當時反對陣營也辦了許多學習機構,除了演講與雜誌外,還有各黨部舉辦的講座、各類學生營隊、建國學院、URM等,費盡心思想將民眾政治化。於是在民間社會便形成政治化對抗去政治化,學習對抗學習的局面。

李登輝後期,隨著威權瓦解與國民黨的轉形,台灣政治環境丕變,政治反對運動與各類社會運動逐漸退潮,整個社會的政治熱情逐漸退潮,但民間的活力並非衰退,反而是蓬勃發展,各類民間社團、宗教團體以政治疏離的姿態推動民間熱鬧繽紛的活動,然而呈現的卻是對政治冷漠、去政治化的樣貌。蓬勃發展的去政治化民眾活動事實上提供國家轉化社運的基礎,李登輝後期由國家動員的社會運動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將社區運動與教改運動轉換成去政治化的社區總體營造與終身學習運動。國家在結合知識菁英,整編社會運動的過程,其實也是去政治化的過程。

我認為這個整編過程是透過模糊界限的方式完成的,社區總體營造借由挪用抗爭型社區運動的概念,模糊化了社區運動的界限,讓各種去政治化的社區活動得以進入社區運動領域,獲得社區運動的身份證。終身學習則挪用了許多教改的理念而模糊化教改的界限,使各種既存的去政治化民眾學習活動披上教改的外衣。當然模糊化並不是國家蓄意構思的陰謀或策略,但就整個過程而言,疆界的模糊的確存在。也因為這樣的模糊化使國家得以整編社運,形成像社運又不像社運的社區總體營造與終身學習運動。

在社區大學獲得國家恩賜的同時,也正被整編進終身學習的領域(事實上 2002年通過的終身學習法已將社區大學正式納入終身學習範圍)。過程中黃武雄試圖劃出的社區大學教改疆界再度被模糊化,就像沈宗瑞所說,各種宗教團體、補教業者都可以被納入社大陣營,披上教改的外衣。各類課程,從唱歌跳舞、股市投資、寶石鑑賞到電腦、英文、日文等,都可以變成社區大學的課程,而且還是數量最多的課程。或許有人會認為這些課程之所以會成為社大的主流,原因是市場的趨力,民眾的需求,但我認為問題不在原因是什麼,而在於為什麼社區大學無法抵抗這樣的市場驅力。如果社大運動有一個清楚的疆界,把自己明確定位在對抗國家 — 知識體制以及市場的同質化、工具化,那麼社區大學存在的價值本來就是要在國家與市場之外,開闢另一個理想的學習空間,怎麼反而以市場及民眾需求來合理化自己!問題的癥結根本是社區大學的運動疆界被模糊化了,教改的理念同終身學習互相模糊,社運團體同補教團體互相模糊,反思性課程同工具性課程互相模糊,主體互動的學習同娛樂休閒活動互相模糊。到今天,誰也說不清社區大學該開什麼課,該有什麼樣的面貌,留下的只是一張模糊而變形的臉孔。

這是一種內部的自我侵蝕,社區大學正不斷地將民眾既存的學習慣行複製到社大的理想空間,然後在自我侵蝕的基礎上,編造各式各樣合理化自己的論述。這個侵蝕過程從非教改團體的社區大學開始,然後向教改團體的社區大學漫延,改變既存社會關係的理想正被複製既存社會關係的實際操作所取代,就像 Harvey所描述的一樣,理想空間一步步喪失其存在的理由。

法制化與終身學習法
當然,外部與內部侵蝕是互相牽動的。正由於國家恩賜基礎的脆弱,正由於國家的篩選與轉化,才加劇了社大的內部自我侵蝕。黃武雄做為社大理論的主要建構者,也意識到這樣的危機,在他〈社區大學為什麼要發大學文憑〉(黃武雄,不詳)一文中即指出社區大學這個理想空間,不能只建立在國家的開明恩賜之下,如果沒有在體制上爭得穩固的基礎,即使國家放任社區大學自由發展而不做篩選轉化的干預,社區大學也會自我侵蝕而變質。因此他企圖透過法制化,架構出社大更穩固的基礎,防止社大遭到侵蝕或自我消解。黃武雄主張的不是招標化,而是爭取社區大學的學位 (主張頒發社大畢業生副學士學位,等同大學二年級)。

在一次接受訪問時,黃武雄清楚地提出他的理由:

我認為首先是社區大學得生存下來。要生存下來有幾個條件是必要的,一是經費的來源。二是社會對社區大學的肯定,透過這個肯定,進一步提供場所,給予正當性;很多人以為社區大學只是民間團體,和一般的營利團體沒什麼不一樣,為什麼政府可以厚此薄彼,譬如說:為什麼獨獨提供給社區大學一些空間,(卻不能提供其他團體)進入國中高中或公家的土地去經營。這件事從最早社區大學成立的時候就不斷被質疑。社區大學有了正當性,才能被這個社會肯定,才不會被趕來趕去。社區大學應該要有一個自己可以發展的獨立空間,除了行政辦公室之外還要有可以用來辦文化夜市 /公共論壇、經營社團發展…的空間,而這些先要有了正當性才有可能,這樣才不致像現在一樣得四處向別人祈求額外施恩。(周聖心,2002)

顯然地,黃武雄企圖將社區大學納入正規教育系統,以國家賦予的體制化正當性來掙脫國家恩賜的脆弱基礎。他也提到許多人認為這樣做會使社區大學失去社運的精神(周聖心,2002),但這樣的質疑其實是認不清社區大學質變的原因並不在體制化,而是來自於國家恩賜的脆弱基礎。這些反對者昧於社區大學已扭曲變形到面目模糊的事實,還天真地認為社大現在是在體制之外,自由自在地朝向理想目標前進。然而黃武雄的主張卻挑戰了國家恩賜的極限,承如Lefebvre所言,知識體制是國家統治的霸權,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它必須服務於資本的積累,因此必須是服從於生產的社會關係的。這個體制不僅緊扣著專家的權力與利益,而且界定著什麼是正規知識,什麼是非正規知識,什麼是知識,什麼不是知識。這種界定本身是一種意識形態,它不僅維護著被劃入正規知識者的權威,也透過非正規的界定來邊緣化其他的知識,防止正規知識的權威受到入侵。(這麼說並非表示主張知識相對主義,不加批判地認為任何的知識都具有同等地位,而是想指出正規/非正規界定對國家 — 知識體制的重要性)。這種對知識界定的意識形態,已經深刻地烙印在民眾的腦海中,取得大眾的普遍認可。因此,當某種知識企圖尋求正規地位時,不僅會遭到國家及專家系統的對抗,也會引發大眾發輿論的質疑。如此一來,爭取學位本身就成為關於正當性的鬥爭,社區大學要在這場鬥爭中取勝,一方面必須清楚界定社大知識的樣貌,到底社區大學所開的課有什麼獨特之處,為什麼可以列入正規的體制,也就是社區大學授與學位的正當性在哪裡。另一方面則要改變民眾對知識的看法,鬆動民眾對知識的刻板印象。然而當社大已自我侵蝕到和補習班、才藝班無法區別,本身已被既存社會所同質化時,如何去對抗國家所界定的知識意識形態?如何去爭取大眾的認同?

社區大學爭取學位是正確的,但絕不能也不可能再寄望於國家開明的恩賜,我們必須把爭取學位當做是一場運動,在運動中界定自己,強化社區大學的原初理想,把被模糊的疆界重新分隔開來,不要再打迷糊仗,不要再雞兔同籠。唯有如此,才能重塑社大的正當性基礎,也才有立場爭取民眾的支持。

然而這場運動未展開即先失敗了,不久前通過的終身學習法對社區大學做了這樣的規定:

社區大學:指在正規教育體制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辦理,提供社區居民終身學習活動之教育機構。(立法院,2002:第五條)

縱然如此,危機不正是轉機,或許這正是社區大學重新出發的一個機會,我們正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展開一場社區大學自我界定的運動,清楚告訴民眾什麼樣才叫社區大學,為什麼要有社區大學。或許這麼做會得罪人,會招來各種罵名,但不如此,社區大學必然繼續遭受質變,正當性基礎很快便會流失殆盡。

當社區大學被劃歸為體制外的非正規教育時,代表的不是社大地位被貶的尊嚴問題,也不是社大經費是否穩定的財源問題,而是社大和其他終身學習機構同屬一個範疇,社大的疆界再度被模糊,社大的正當性基礎再度被侵蝕。我相信在終身學習法的架構下,社大依舊可以存活,但存活下來的社大將不再是原來的社大。社大不一定會消失,但它會質變。

社區大學運動的檢討
與歐文主義相較,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運動也有其理想空間,工會就是階級運動的基地,運動者可以在工會理想空間中培育工人意識,凝聚工人力量,所不同的是歐文主義避開了階級及意識形態的鬥爭,它靜態地架設一個理想空間,天真地認為只要讓工人在理想空間之上發展,就可以產生取代資本主義剝削社會的力量,因而無視於來自外部與內部的侵蝕力量。馬克思主義階級運動則動態地看待理想空間,工會是經由運動爭來的,而運動的過程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鬥爭,透過鬥爭,工人運動的理念越來越清晰,階級運動的面貌越來越具體。透過鬥爭,爭取到輿論強大的支持,界定了改革與反動的界限,從而鞏固了理想空間的正當性基礎,抵抗了各種侵蝕的力量。

然而社區大學一開始就走歐文路線,全心關注如何架構理想空間的內部結構,專心投入理想空間的經營,認為只要假以時日,社大便能發展出「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的內容,便能取得民眾的支持與生存的穩固根基。然而在國家恩賜的脆弱性基礎下,社大面臨內外的侵蝕力量如此強大,不但無法朝向理想的目標前進,而且不知不覺中喪失了自己的形貌,鬥雞與兔子不再能分辨,鬥雞沒有消失,只是變成了兔子。

因此,我們應該跳脫社大理想空間的靜態格局,將社區大學扣聯在動態的運動之上,透過運動,重新界定改革與反動的界限,建立自己的正當性理由。透過運動,向民眾宣傳理念,爭取民眾的支持。透過運動,取得社會認同的生存基礎,擺脫國家恩賜的局限。社區大學不應該是一所學校,而是一場運動。當社區大學面臨正當性危機之時,正是確立正當性的時候。此時此刻,社區大學須要的或者是一場重塑正當性的運動。

參考資料

1.Lefebvre,Henri(1974)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in Great Britain.

2.Harvey,David(1988) Hope of Spac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3.黃武雄(2000),<套裝知識與經驗知識>《台北市社區大學教學理念與實務運作(一)》,頁85-102,台北:台北市教育局。

4.黃武雄(不詳)<社區大學為什麼要發大學文憑>,新竹市青草湖社區大學 http://www.bamboo.hc.edu.tw/index.html

5.黃武雄(2002)<教改怎麼辦中篇>,未出版。

6.陳其南(1999)<社區營造的理想與現實>,聯合報,1999.11.23

7.黃麗玲(1995)<新國家建構中社區角色的轉變-社區共同體的論述析>,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8.黃麗玲(1999)<從文化認同轉向區域治理-921地震災後重建工作對「社區總體營造」論述的挑戰>,《城市與設計學報》,第 九/十期,頁:147-174 。

9.沈宗瑞a(2001)<願景抑或幻景>,《啥米尚青:青草湖社區大學通訊》,第9期,新竹:青草湖社區大學。

10.沈宗瑞b(2001)<新竹市青草湖暨香山社區大學 91年度預算遭刪減與恢復始末>,《社區大學全國通訊》,23期,台北:全促會。

11.周聖心(2002)<訪黃武雄談社區大學的法制化>,全促會。http://www.bamboo.hc.edu.tw/pipermail/twcu/2002-August/000132.html

12.立法院(2002)<終身學習法>,台北: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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