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倫理」的實踐意向
「土地倫理」的實踐意向
陳健一
土地可以是一種意象，一種生命和土地辨證的意象；這樣的意象是否輻軸縱深正可以表彰出目前的土地處境。類似理解尤其對應當前土地的處境，即人類大舉經營土地，干擾土地生命資源流動方向的時候，最具反省意義。
十八世紀以降的工業革命，人類生產技術改變，駕馭地貌的表現和能力日益膨脹，尤其二十世紀中期以降，生產技術屢次表現出革命性變革；如機器動力技術的變革、生命基因的研究，都獲致相當大的成果，這些成果也改變了人們對應土地的時間意義、空間意義。
其間，人們進出土地的生活方式，更便捷、更舒適了；也在同時，土地資源被扭曲，土地生命被干擾，地貌生命秩序也呈現混亂不堪狀態；這樣的窘境，表面上並未干擾人們生活步調和方式，事實上，卻逐漸侵蝕土地資源合理發展的能量，並且開始影響人們的生活，使更多的人感到不舒適，健康也遭到威脅。
這種現象大者如地球暖化、熱帶雨林的消失，小者如河川污染、空氣混濁、土壤酸化、農藥肆虐…
是該約束、限制、反省人們和土地相處方式的時候了。
十九世紀未期，類似生態哲學的對話逐漸展開，而在二十世紀四 ○ 年代來自荒野聲音的「土地倫理」被提出來，人類加諸土地的深層反省才有了較深刻的論述基礎。
曾經是美國林務官僚李奧波在一九四八年提出他的見解：
“土地的倫理規範只是擴展了群集的界限，使其納入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我們可以將這些東西統稱為土地。”
類此更整體生命視角的提出，就長期以來土地相關學術及實踐領域的分科傳統而言，是深具反省性的。
一個能夠省視到生命整體的土地關懷視角，意識到植物和土壤的關係、生命不能止於分類底名相分辨…，等各種生命、土地現象的理解和描述，使更整體的關係被連繫起來。
土地倫理這樣的言詮理念方式，才可能更整體反省土地和生命關係的特徵和困窘；憑此，人類加諸土地資源的扭曲作為才可能獲致深刻的反省意見，做出具整體意識、結構意義的實踐策略和作為。
李奧波「土地倫理」理念進入台灣是在八○年代的事。
彼時台灣保育初胚正在模塑，技術性、工具性的意見和操作策略不斷推出，少有人意識到深層反省的重要，更忽略「土地倫理」這樣理念的存在。
九○年代中期，台灣保育理想志業歷經民間、官方數十年來的努力，已被更多人注意到，也吸引了許多人參與。關於保育，有些人從工具性、技術性層面的理解，開始注意到這些訊息現象背後的意義及深層意涵；也在同時，天下出版公司出版一本翻譯自李奧波的「沙郡年紀」，以及生態關懷者協會陳慈美不斷宣揚李奧波「土地倫理」理念…。於是，台灣保育界關心保育的深層聲音被啟動，憑此，人們意識到土地的深層聲音，一種被標示以「土地倫理」的深層聲音。
九○年代「土地倫理」的提示，該是對應於保育界實踐侷限的反省；尤其台灣保育實踐經常偏執於知識切割的經驗，少有統合性、整體性、思想性的對話、討論和作為；「土地倫理」對應自然生態的整體視野、指涉生命的倫理態度，或許可以框架台灣保育界的淺薄見識，提示深層思想基礎的保育實踐志業。
只可惜，這樣的理念類型在九○年代被積極引介後，即處在停滯狀態，其對應台灣土地的辨證經驗，並未展開；要知道，做為社會實踐的理念類型，有必要在實証經驗的辨證間形塑、開展，而不只是「預設」，更不是「預設」以後即奉為規臬，內心毫無掛礙的執行。
在台灣，「土地倫理」理念於八○年代出現，九○年代被積極引介，到現在的二○○一年，卻悄然失聲，其對應台灣的保育經驗，幾乎沒有對話，沒有框正，沒有辨證，每次出現的姿態都是信念，都是信仰，都是「口號」，再加上一堆情緒。
我要說，這樣等著被膜拜的「土地倫理」是淺薄、僵化的是無法提出台灣對待生命的深層意見的。
觀察二○○一年的「土地倫理」在台灣的處境，我們發現保育的深層意識仍未穌醒；表面的、工具性的、切割式的保育作為仍是主流；我要說，這樣保育實踐慣性形塑的保育意識，看不到河流污染、生命多樣、森林經營背後的病癥，也無法提出具體意義的保育策略。
整體而言，土地倫理可以釐清台灣土地和人之間的倫理面相，可以框正台灣保育界淺層思維的行事作為，可以指引出深層意義、整體生命視角的土地經營策略；只可惜這樣的理念類型從國外橫移過來後，就不再被審視、辨證和計較，最後淪為信仰、口號的遺緒。
土地倫理作為集體台灣文明秩序的指涉，該有對應於這個時代的台灣土地的條件；其間，架構台灣目前主流價值的漢人文明更是釐清當代台灣保育生命和土地經營現象的主要線索。
從集體秩序指涉的倫理面觀察，三百年來遷移台灣的漢人，即以「五倫」架構起倫理內涵，指引出社會關係網絡的基礎。彼時社會關係單純，人際網絡封閉，生產技術偏重人力操作，產業主要為農業，這樣的生活條件，以家庭為基礎的「五倫」倫理內涵足夠應對、框架人的關係，安頓人的價值。
十九世紀末，工業技術漸次被引介到台灣，二十世紀初，以殖民者姿態進入台灣的日本政府積極形塑台灣現代化體質，屬交通、都市、生產技術的規劃和建設開始影響人們生活，人和人的關係較以往更動態、更複雜，也更不容易確定。國府入台的二十世紀中期，工商社會的生活結構積極滲透到社會每一層面，生活中的倫理關係除了「家庭」以外，還要對應「家庭」以外的他人，早期封閉在「家庭」的「五倫」已經無法指引人際關係往來頻繁、複雜的工商社會，八○年代台灣經濟發展的催生者之一的李國鼎，意識到工商社會人際關係複雜程度，已經不是傳統「五倫」可以規範，於是提出「第六倫」的想法。「第六倫」指的是要關心「五倫」以外的他人的關係。
「第六倫」的提出說明台灣社會條件進程中倫理內涵的轉折和發展。
傳統「五倫」無法處理工商社會人際往來複雜關係，所以有「第六倫」的提出。同樣的，工商社會的發展，使生活環境、土地資源遭受很大扭曲，這樣的扭曲不是傳統「五倫」，乃至「第六倫」可以對應的。
生活環境、土地資源更深層的指涉是人和土地的關係。新的生產技術帶來快速經營及規劃土地資源的方式，卻未意識連接土地、生產技術及人之間的長期和諧關係的發展，也就是說連接三者的倫理關係未被意識、反省；也就是說，整個生產工具的進步同時，人們仍未能及時反思出相對應的「倫理」內涵，憑以制約、對應新技術加諸土地的方式，以致新技術和失控的人性一起扭曲土地資源。這種窘境自七○年代經濟起飛的同時，即表現出窘迫；只是這樣的困窘從未被真確檢討和反省；也因此形塑出一批又一批懷抱著理想的保育人士，只是這些人大都困滯在工具性的策略裡，無法更整體面發揮影響。
諸不知，台灣的保育及環境議題，最核心的是「倫理」問題；只有意識到人和土地的深層困窘，才可能發展出策略根本處理盤根糾結的保育及環境困局。也因此，「土地倫理」才在這樣的困局中提出，試圖從人和土地的深層關係予釐清，憑此，建構起人和土地的深層網絡及反省基礎。這該是台灣繼「第六倫」後，更深層反省社會問題的重要理念類型。
「重視思想，是實踐的種子」，我們關心台灣的環境和生命，要意識到環境及生命背後的關係網絡，用實證、用思辨予對待，用思想予深化，並且進一步扣緊人和土地深層意涵予以釐清；這樣的實踐，才可能厚實的朝向理想的成果邁進。而這樣實踐背後的推力，其間「土地倫理」預示的正是土地視角的深層可能、思想可能，更整體實踐可能，頗值得吾輩認真反思的課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