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霸權的終結
金融霸權的終結 ── 美國資本主義衰敗的開端
劉克強
與許多人的預期截然相反,「 9-11 」並沒有重創美國經濟,除了航空、旅遊、保險等行業衝擊較大外,受到直接影響的股市震盪與消費信心低迷只持續了兩個月。對美國經濟更具殺傷力的不是外患,而是內憂,是接踵而至的上市公司帳目作假金融欺詐的弊案與醜聞(見表一)。安隆破產案發生後,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發表評論說:「『 9-11 』什麼都沒有改變,而安隆改變了一切。」
自去年 10 月安隆事件被揭發以來,美國著名企業被揭露出造假、財務情況不穩和宣佈破產的消息簡直是一個接著一個,短短 4 個月間,已經發生了美國有史以來第一、第四與第七大企業破產案,捲入醜聞與爆出財務不穩情況的著名企業有惠普、 IBM 、福特汽車、愛克森美孚、泰科國際等國際知名大企業,甚至麥當勞和可口可樂這些國人熟知的美國老牌公司也捲入其中,除了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被指配合企業造假外,世界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其中兩大──畢馬威和永道,也相繼爆出幫助企業造假的醜聞。
表一 美國近期重大公司醜聞列表
公司名 | 行業 | 醜聞內容 |
默克公司 | 製藥 | 涉嫌虛報 124 億美元 |
微軟公司 | 軟體 | 涉嫌在 1994 年到 1998 年間存在嚴重虛報公司收入的情況 |
朗訊公司 | 軟體 | 涉嫌將 6790 萬美元未到帳的經銷商銷售收入入帳 |
環球電訊 | 通信 | 涉嫌故意誇大公司現金儲備,違規帳目高達 40 億美元 |
泰科國際 | 通信 | 涉嫌動用 80 億美元故出超過 700 宗未向外界披露的收購 |
世界通信 | 通信 | 該公司承認將 38 億美元的支出列為公司的收入 |
施樂公司 | 硬體 | 涉嫌虛報收入 60 億美元 |
CMS 公司 | 能源 | 涉嫌誇大兩筆 10 億美元和 42 億美元的交易收入 |
Dynegy 公司 | 能源 | 被控誇大交易盈利,另一宗交易中現金流量大大超過以往水平 |
安隆公司 | 能源 | 掩蓋巨額債務並虛報利潤 6 億美元,最終破產 |
美林證券 | 金融 | 被控分析師與投資銀行部門的合作利益關係 |
騎士交易集團 | 證券 | 涉嫌在美國科技股全盛時,以不適當手法交易股票 |
安達信 | 會計 | 對安隆、世界通訊等公司的審計處理不當,涉嫌銷毀安隆審計資料 |
畢馬威 | 會計 | 被控未發現客戶施樂公司誇大收入的做法,涉嫌違反審計獨立法則 |
這些弊案直接打擊了美國資本市場,至 2002 年 10 月 9 日, 道瓊工業指數己跌至 4 年來的最低點,納斯達克指數也再次創下 6 年來的新低,華爾街陷入一片愁雲慘霧。從今年年初起,大約兩兆七千億美元的紙上財富在美國股市蒸發掉,遠超過德國一年的國內生產毛額;如果從 2000 年 3 月美國牛市的最高峰算起,華爾街的總市值已經下跌了百分之四十五,相當於七兆七千億美元的財富損失,也正相當於美國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七十七。
投資大眾對美國資本市場喪失了信心,投資評級機構魏斯 (Weiss) 公司日前表示,三分之一美國上市公司可能篡改盈利報告,該公司調查過 7000 家上市公司的表現後發現,不少公司的現金流量都與對外公佈的盈利表現極不一致,而且近期企業紛紛重組或破產,華爾街證券分析師、 CEO 們及會計審計公司都涉及利益關係。「商業週刊」的文章則說,「這場金融災難的影響遠遠不止一家大公司的破產。這是一場大規模的腐敗。」,「投資者的信心是我們整個經濟成功的關鍵」,安隆事件「從根本上動搖了我們的信念」,我們還能相信誰?美國證管會前主任雷維特說:「美國資本市場的基礎已被毀壞。」
美國資本主義到底出了甚麼問題?首先,某些財經媒體與管理學者認為,肇因於公司治理制度的不完善,制度面的漏洞與缺陷成了弊端滋生的溫床,所以必須進行改革,「商業週刊」開出的藥方包括:調整經理人的薪資與股票期權激勵制度;建立股東對董事會的監督機制,將董事會的運作透明化;經理人與董事會成員對公司經營成敗與重大決策錯誤必須承擔連帶責任;改革會計審計制度等等,皆屬於一些枝枝節節的改良措施。(商業週刊, 2002-06 )
某些社會學家認為,美國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具有結構性的缺陷,國內學者朱雲漢表示,「美國式資本主義的特色就是標榜股東( stockholders )權益至上」,並且「對於這套經營哲學更是深信不疑」:
「美國大型企業在體制設計上一味強調,必須給予專業經理人直接而巨大的物質獎懲,以激勵專業經理人全力為股東創造最大利益;這套將專業經理人的報酬與公司股價短期表現直接聯繫的誘因機制,到了九○年代後半更是越演越烈,少數被偶像化的企業總裁與高層主管所攫取的報酬,甚至可以直追公司所有中層與低層員工的薪資總額。所有的企業經營者都以追求「高獲利、高成長、高股價」為職志,同時不斷利用高風險的財務槓桿進行併購來支撐「三高」的願景。」
「這套激勵機制最後卻成為誘發企業高層主管、會計顧問諮詢公司與投資銀行集體舞弊的溫床。在華爾街牛市如日中天之際,這批經常以掩飾虧損與膨脹盈餘的做帳手法來美化公司財務報表、拉抬股價以實現個人股票選擇權暴利的企業經理人,頓時成為家喻戶曉的風雲人物,更被不少主流財經媒體吹捧為「新經濟」的偶像。其必然結果是,會計做帳手法越來越大膽,越來越普遍,這個共犯結構也更益形結實。等到經濟與股市陷入低迷,公司虧損不斷擴大,終於紙包不住火,五鬼搬運法一一原形畢露。」(朱雲漢, 2002-7-22 )
法國社會學家阿爾貝爾認為,問題要害在於, 1980 年代後,作為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新美國模式」(有些學者稱之為「新自由主義」),是一種「不完善的資本主義」,正在世界範圍內發揮著「劣幣驅除良幣」的功能。「新美國模式」的基本原則「就是堅持,市場是好的,國家是壞的」:
「過去,曾經被看作社會進步的一個標誌,現在,社會保障制度被指責為鼓勵懶惰;過去,稅收成為協調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的一個手段,現在,稅收被指責為──並非毫無道理──挫傷了最有活力、最有勇氣的人。因此,必須減少稅收和社會保障費用,必須放棄管制,即國家必須全線退卻,以便讓市場解放社會的創造能力。 …… 應該把國家的職能縮小到最低限度,盡最大努力用市場的力量來代替國家。」(阿爾貝爾, 1999-10 , p235 )
這是一種建立在個人成功至上的基礎上,以追逐短期金融利益為特徵,推崇「股東為王」的發展模式,其在「自由競爭」原則下推行的,是一種不受限制的「超自由主義」,在社會生活領域,對利潤的崇拜成為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導致普遍的政治冷漠和公共領域衰敗;在經濟領域,短期利益放在首位,金融投機與財務槓桿操作盛行,大規模的兼併、收購成為迅速製造盈利的手段,金融游戲成為眾多華爾街精英的暴富捷徑,公司愈來愈接近可以任意甩賣的商品,由於國家監管市場職能的衰退,以非法、違規或鑽漏洞等方式追逐利益的行為,從個人蔓延到集體,大規模的腐敗應運而生,政界、商界、金融界的菁英份子紛紛捲入其中,成為利益共同體。
安隆案活生生是一則美國金權政治的縮影。該公 司在 1980 年代末還只是美國二、三流的公司,但在 90 年代這 10 年中竟躋身於美國 500 強中的第七位,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天然氣公司。近些年安隆股價之所以會不斷飆升,原來是安隆公司勾結美國政府中的某些當權者,修改美國有關法律,以適應安隆進行能源產品衍生交易的需要;勾結世界著名的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編造虛假公司業績欺騙股民;勾結花旗、摩根等美國著名銀行,在安隆週邊設立公司,一方面掩蓋公司負債的真相,一方面通過與週邊公司的關聯資產交易,造成公司盈利大幅度增長的假像。 2000 年,安隆公司的利潤中來自傳統能源生產與銷售的部分竟然只占到 2.3 %,絕大部分利潤都是來自於資產交易。安隆案發生後,從市值最高時的 900 億美元到目前只剩下不到 5 億美元,以及一大堆債務甩給銀行。
為了影響政府的能源政策,安隆公司數年來通過政治捐款構築的關係網絡,讓人觸目驚心。據聯邦選舉委員會的統計,除了正常的政治捐款外,在 1995 、 1996 年的中期選舉中,安隆公司捐助了超過 37.5 萬美元的「軟錢」。 1998 年,安隆公司花費了 54 萬「軟錢」捐助聯邦候選人。 2000 年大選中,安隆公司捐助了 116.5 萬美元,成為最大的「軟錢」捐助者。在聯邦行政部門方面,從總統、副總統到內閣官員都與安隆公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或者曾經獲取過安隆公司的競選捐助,或者持有安隆公司的股票。而曾經就職安隆公司的一些人員則在布希政府內部擔任了重要的職位。總統首席經濟顧問拉里.琳賽和貿易代表佐利克都曾經擔任該公司的顧問。統計表明,在安隆公司股票大跌之前,布希政府中有 14 名高層官員持有安隆的股票。
作為一家總部位於德克薩斯的能源公司,長期以來安隆公司同布希總統保持著十分密切的來往,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早在布希競選的州州長的時候,安隆公司的政治捐款超過了 50 萬美元。在布希競選總統期間,安隆是最大單一捐款者,不僅大力捐助,而且為其競選提供了各種便利,包括讓布希使用公司的噴氣式飛機。
在布希入主白宮後,安隆公司在新政府關於能源政策的討論和重要職位的任命上具有非同尋常的影響。時任安隆公司總裁的肯尼斯.萊是布希過渡班子的成員,曾經幫助物色聯邦能源管理委員會的候選人。其中,能源委員會的兩名官員就是由萊推薦的。在起草新的能源政策時,副總統切尼先後 6 次會見了萊和其他安隆公司的管理人員。據報導,安隆公司是唯一獲得這一特殊待遇的公司。
如果美國資本主義的問題只出在上述兩個層面,即公司治理制度與「新美國模式」,都還不算致命性的,還有可供調控的資源與方法,經濟觀察家們甚至預期,美國經濟將緩步走向復甦,金融市場也會起死回生。然而,我們用更寬廣的視野,考察 20 世紀下半葉的資本主義發展史,情況就沒那麼樂觀了。
二次大戰結束後至 1970 年代初期,世界經濟經歷了一段黃金時期。這一時期主要工業國家作為整體,年均經濟增長高達 4.4% ,其後二十年 ( 從 1970 年代初到 1997 年代初 ) 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是 2.2% 。
戰後初期,美國擁有世界 50% 的生產能力和 70% 以上的黃金儲備,其競爭實力遠在歐洲各國和日本之上。 1950 年美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為英國的 3 倍,德國的 4 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國製成品的生產為西德的 6 倍,為日本的 30 倍。美國煤礦的生產率比英國、西德高 3-4 倍,是法國的 7 倍。
然而,由於高工資成本和低積累率,美國的優勢逐漸在喪失。 1955 年到 1970 年間,美國製造業固定資產總額增加了 57% ,西歐主要國家增加了 116% ,日本增加約 500% 。 1960 年,美國製造業每小時勞動成本約相當於西歐的 3 倍,日本的 10 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國外貿順差不斷縮小,黃金儲備不斷下降。到 1971 年時,首次出現貿易逆差。美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 1955 年為 36.3% , 1960 年為 33.7% , 1965 年為 31.3% , 1970 年為 30.2% , 1975 年為 24.5% 。到了 1970 年代,美國工業的競爭力已經衰落到與歐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
1970 年代,世界經濟發生了決定性的轉折。其總體趨勢為,首先,經濟增長率出現下滑的現象(見表二),與戰後的 黃金時期相比,下降了一半。
表二 七大工業國的經濟增長( GDP 增長速度) 單位元:百分比
加拿大 | 法國 | 德國 | 義大利 | 日本 | 英國 | 美國 | |
1964-73 | 5.6 | 5.3 | 4.5 | 5.0 | 9.6 | 3.3 | 4.0 |
1983-93 | 2.8 | 2.3 | 2.9 | 2.4 | 4.0 | 2.3 | 2.9 |
1993-98 | 2.5 | 1.7 | 1.5 | 1.3 | 0.8 | 2.7 | 3.0 |
來源: Eatwell and Taylor ,「全球金融風險」,刊於「 Polity Press 」 2000 年第 107 頁
第二個趨勢是工業利潤率的下降。 1970 ~ 1990 年,七大工業國的工業利潤率比 1950 ~ 1970 年期間降低了 40 %, 1990 年比 1973 年降低了 27 %,比 1965 年低了 45 %。亞洲雖然在 70 、 80 年代有較高利潤,但總的趨勢一樣是下降。
表三 主要工業國家工業的平均淨利潤率(%z)
南韓 | 日本 | 美國 | 歐洲 | |
1963 ~ 1971 年 | 39.7 | 48.2 | 28.4 | 16.4 |
1972 ~ 1980 年 | 27.7 | 22.9 | 17.4 | 12.7 |
1981 ~ 1990 年 | 16.9 | 14.4 | 12.6 | 13.4 |
來源:「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 No.78, 41 頁。
造成增長減速與利潤率下降的原因,主要來自於,主要工業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其所採取的策略,導致世界經濟層面上,存在著生產過剩與需求不足的問題。
首先,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 美國由於在 1960 年代的越戰中軍費浩大,國家財政難以為繼,不得不依靠大量發行貨幣支撐,由此再不能維持美元與黃金的 穩定比例, 1971 年 8 月,尼克森總統一紙文告,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金匯兌本位制宣告瓦解,由於採用浮動匯率制,美元貶值引發了一場匯率大戰,日元、馬克、英鎊爭相貶值,造成難以抑制的通貨膨脹。
接著, 美國、日本、歐洲各國競相將生產基地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影響到國內的就業機會,失業率增長至 5 %以上(見表四,表中,日本由於實施了特殊的企業雇佣體制,而成了例外),實質工資的增長受到抑制。自 1970 年起,主要工業國的企業開始對勞工施展嚴厲的打擊,英美兩個的情形尤其如此,勞工的雇佣條件受到緊縮或遏制,而經理人的薪資與特權有如脫疆野馬不再受到限制,所得不均的擴大於 1980 年代開始浮現。至 1993 年, 20 %最富有的美國人佔有所有家庭收入的 48.2 %,這項比例 1950 年為 42.7 %, 1960 年為 41.3 %, 1980 年為 41.6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的報告,美國生活在貧困線(四口之家年收入 14763 美元)以下的人有 3930 萬,佔美國人口的 15.1 %,顯示 20 %收入最低的人口大部份
落入 貧困線以下。歐洲也出現同樣的情形,歐盟成員國的貧困人口 1975 年為 3800 萬, 1985 年增長至 4400 萬, 1993 年則達到 5200 萬。
表四 主要工業國家的失業率 (%)
1980 | 1985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
美國 | 7.0 | 7.2 | 5.5 | 6.7 | 7.4 | 6.8 | 5.6 | 5.4 | |
英國 | 6.8 | 11.2 | 6.8 | 8.3 | 9.6 | 10.2 | 8.2 | 7.6 | |
法國 | 6.3 | 10.2 | 8.9 | 9.4 | 10.3 | 11.6 | 12.5 | 11.7 | 12.4 |
德國 | 3.8 | 9.3 | 7.2 | 6.3 | 6.6 | 8.2 | 9.2 | 9.4 | 10.3 |
義大利 | 7.6 | 10.3 | 11.0 | 10.9 | 11.5 | 11.3 | 12.0 | 12.2 | |
日本 | 2.0 | 2.6 | 2.1 | 2.1 | 2.2 | 2.5 | 3.2 | 3.3 |
來源:國際勞工組織「勞工統計年鑒」 1986 年、 1995 年;國際貨幣基本組織「世界經濟展望」 1996 年 5 月; OECD 「經濟展望」 1996 年
實質工資增長的趨緩打擊了消費能力,導致需求不足,主要工業國的競爭相對於需求不足,產生了生產過剩的問題,使競爭更加激烈,最終導致利潤率、經濟增長雙雙出現下滑的現象。所以需求不足的問題是最具關鍵性的,為了避免經濟衰退或危機,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成了主要工業國家的頭等大事,採行的措施有三種,一是實施社會保障制度,發揮了少許社會財富重分配的效果;二是,採行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利用赤字預算的財政與溫和性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包括利率的調控),來擴張需求;三是,放寬對金融市場的管制,活絡資本市場來集聚閒置資金用於投資,擴張信用借貸制度來刺激消費。後兩項皆對金融資本的擴張起了促進與催化的作用,而赤字預算的財政則是 1990 年代債務危機的濫觴。
20 世紀末資本主義最顯著的特徵是金融資本的擴張,終致使金融資本在世界經濟佔據了主導性的地位。
金融資本擴張的表現,首先是貨幣發行量的大量膨脹。
採行金匯兌本位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世界貨幣體系進入到所謂「牙買加」體系時代,即在貨幣發行制度中再也找不到「物」的影子,各國中央銀行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想發多少貨幣就發多少貨幣,由此導致世界貨幣發行像脫韁野馬一樣膨脹開來。據德國一家研究機構的資料,目前世界各國累積的貨幣發行總量,已經是世界年度 GDP 總額的 60 倍!
金融資本擴張的表現之二,是虛擬經濟的盛行。
以美國為例, 1966 年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還占到 80 %,無關的只占 20 %,而到 1976 年,即「布雷頓森林」體系僅解體 5 年後,其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就只剩下 20 %,而無關的則上升到 80 %。到 1997 年,世界貿易額為 6 萬億美元,世界貨幣交易額卻達到 600 萬億美元,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額只占到 1 %,美國該年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則更少,只占到 0.7 %。
既然既然物質生產與流通所產生的貨幣需求是如此之少,那麼龐大的貨幣需求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就是產生於股票、債券、外匯、期貨和地產等這些虛擬經濟的交易。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每天國際外匯交易量, 1987 年是六千億美元, 1997 年為 1.4 萬億美元,其中只有 14 %同實際貿易與投資有關。外匯交易額, 1982 年是世界貿易的 17 倍, 1989 年是 28 倍, 1992 年是 33 倍。每日的外匯及利率的衍生工具交易量, 1995 年已經達到 22980 億美元;而整個國際金融市場,每日交易量達五萬億美元,僅有 2 %與生產及貿易有關。
這種情形說明了,一方面工業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使工業日益難以吸引投資,另一方面,各國先後撤銷對金融的監管、債務上升以及大量減稅,使金融資本大為發財,過剩的資本流向了金融投機。美國私人對金融、保險、物業的投資,在 1975 ~ 1990 年之間翻了一翻,從 12 ~ 13 %上升為 25 ~ 26 %。在 1982 ~ 1990 年,差不多 1/3 的私人投資落在上述部分,比任何部分(包括工業)都多。因此,同過去相比,金融資本今天的規模,它所侵吞的國民收入,都是史無前例的。
經濟學教科書教導我們,股票市場的作用就是為實際生產籌集資本。亨伍德( Doug Henwood )一書卻指出,今天股票市場同過去一個重大分別,恰恰在於它為實際生產的集資功能已大大減少:
「在 1952 年至 1997 年之間, 92 %的資本開支是由企業自有資本所支付的。……在 80 及 90 年代,可以經常聽到大工業企業不知道怎樣處理手上的數以十億計的美元現金。股市對於為股市外融資差不多毫無貢獻。在 1901 ~ 1996 年之間,新股淨發行額等於非金融機構的資本開支的不過 4 %。這個平均數還是誇大的,因為 20 世紀初,企業大量上市,在 1901 ~ 1929 年之間,新股發行等於實際投資的 11 %。近年由於收購合併潮,股票回購比新發行的還要多。新股發行在 1980 ~ 1997 年之間等於資本開支的 -11 %,使股票市場看來(似乎有點超現實主義)是融資的負來源。但若除開上述期限,而只限於看 1946 ~ 1979 年之間,股票不過為 5 %的實際投資融資而已。這個現象在第一世界其他國家是同樣真實的。在第三世界,數字較像 20 世紀初的美國,但是同樣因為許多企業初次上市所致,而不是現有企業為集資而發行新股。」( Doug Henwood , 1999 , p72 ~ 73 )
「在 1981 及 1997 年之間,多起兼併收購中,美國非金融機構所回購的股票,比他們所發行的還要多 8130 億美元。當然,有個別企業的確是為集資而發行新股,但令人驚奇的是極少是用於投資。《華爾街日報》一篇文章談到 1996 年新股發行之多令人目眩,但是指出其背後動力是海外私有化及美國企業持續的重整。換言之,即使是在發行新股市場,主要跟所有權的安排及重整有關,同集資關係較少。大多數股票買賣都是現有股票買賣。 1997 年新發行股票為 1000 億美元,但那只是紐約證券交易所一周交易額而已。」( Doug Henwood , 1999 , p 3 ~ 4 )
因此,股市對促進實際生產的作用日益減少。它的主要作用,實際是幫助大股東的財富集中以及加強對中小股東的控制,股市日益成為資本家聚歛財富的工具。亨伍德指出「非金融機構一直以來把日多的利潤分配給外面投資者(股民),而後者實際上並無對任何真實企業投資,只不過是從先前的持有者購入這些企業的債券或者股票。」( Doug Henwood , 1999 , p 73 )「在 1995 年,最富有的 1 %家庭(約 200 萬成年人)擁有個人所有的股票的 42 %,債券的 56 %。最富有的 10 %家庭擁有二者的近九成。由於全國家庭擁有一半企業股票,那就意味著那挺風光的 1 %家庭擁有美國企業的 1/4 生產資本及其未來利潤。那 10 %擁有近半。」( Doug Henwood , 1999 , p66 ~ 67 )
大家都曉得,大股東不需要掌握全部股票才能控制上市公司。他們只需持有 20 %甚至 10 %,就有可能這樣做。所以那擁有 10 %的大股東所操控的財產比實際所有量所表示的要大很多。談到金融市場的負面影響,馬克思認為:股份制度「再生產出了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並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在這裏,一切尺度,一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多少還可以站得住腳的辯護理由都消失了。進行投機的批發商人是拿社會的財產,而不是拿自己的財產來進行冒險的。資本起源於節約的說法,也是荒唐的,因為那種人正是要求別人為他而節約。」
由此可知,金融資本的擴張與虛擬經濟的盛行,是滋生大規模投機冒險、欺詐作假等違規犯罪行為的根源,不少商界、金融界甚至政界的菁英份子都難以抗拒誘惑陷入其中,當經濟泡沫破滅時,弊案醜聞就會相繼爆發。
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過程中,即大量爆出企業與政界、銀行界勾結造假的醜聞,例如著名的「野村證券」事件、「青山建設」事件、「尾七逢」事件等等。這說明在虛擬經濟大行其道、資產泡沫急速膨脹的年代,人們在金錢欲望驅使下,普遍開始失去理智,鋌而走險,不惜採取各種非法手段從資本市場獲利,這在日本和美國都是一樣的。一旦造假行為難以為繼,醜聞開始被揭露,由於人們對資本市場的普遍不信任與恐慌,會紛紛逃離股市,股市的崩潰就會隨之而來。
金融資本擴張的表現之三,是日益攀升的債務。為了維持經濟的榮景,經濟學家的言說與理論、過剩的資金大量湧向信貸市場,提供了足夠的誘因,鼓勵政府、企業與個人擴張信用。
美國從雷根上臺起,一方面減稅以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一方面又擴大軍備以增強內需。這一增一減所造成的財政赤字由發行高利率的國債來補償,使雷根任內美國國債大規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榮」。布希總統繼續赤字財政,到 1994 時,美國政府債務即高達 4.6 萬億美元,每年僅支付國債利息就需要 3000 億美元。這還僅僅是狹義債務。如果算上由聯邦政府擔保的廣義債務,則債務數量更加驚人。
政府債臺高築的同時,公司債務和個人信貸消費的數額也不斷膨脹。 1980 年,全美工商企業負債總額還只有 1.4 萬億美元,到 1991 年 3 月,已達 3.5 萬億美元。同期,全國居民負債總額從 1.4 萬億美元上升到 4.1 萬億美元。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的各項負債繼續上升,截止到 2001 年第一季度為止,美國政府、企業和居民負債總額已高達 31.6 萬億美元,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債務 7.08 萬億,企業債務 15.18 萬億,居民債務 7.23 萬億。
不僅美國如此,日本以及歐洲各國都債臺高築。日本國債已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 130% ,企業和居民負債也數額驚人,特別是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負債,已經達到可使日本金融體系全面崩潰的地步。歐洲各國的政府債務比美、日都少,因為馬斯垂特條約規定各國總負債不得超過 60% ,其代價是歐洲失業率居高不下,經濟增長緩慢。但歐洲企業和居民的負債卻不低。例如,在九十年代後期的電信投資熱潮中,銀行向電信企業發放了數千億美元的貸款,據英國《金融時報》的消息,這些貸款只有 1% 能夠收回。
金融資本擴張的表現之四,是經濟的泡沫化。
首先看看日本的例子, 1985 年,美國壓迫日元升值,造成了兩個直接的結果。首先,日本的出口變的昂貴了,使得日本的工廠向東南亞轉移。其次,日本的資產被重新估價,使得日本財富和地價增長,吸引日本產業資本從物質生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導致泡沫經濟氾濫,日本日經指數 1985 ~ 1989 年從 1 萬點漲到 4 萬點, 5 年間上漲了 3 倍,達到 GDP 的 160 %。
在泡沫經濟膨脹時代,企業以證券和地產作抵押從銀行獲得現金,再到資本市場上炒作,這使企業資產價格的上升速度,高於企業負債的速度,因此不論從企業還是銀行看,資產負債狀況都很健康,但當泡沫經濟膨脹到頂開始破滅,一切就會反轉過來。由於資產價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於企業債務的清償速度,就在銀行內部形成巨大壞賬,但是企業破產後銀行卻不能破產,否則就是全體居民和國家的破產,經濟由此步入長期蕭條。
接著來看美國的「新經濟」泡沫,美國股市上次暴跌發生在 1987 年,股票資本市值相當於 GDP 的 20 %左右,至 2000 年時,該比率上升到 GDP 的 130 %。美國道瓊指數 1995 ~ 2000 年從 3900 點漲到 11783 點, 5 年間上漲了 3 倍,連續五年的超高回報,吸引了外國資金投資於美元資產,日本、歐洲、中國、俄羅斯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巨額資金流入美國。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沒有啟動國內投資,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國追逐高額利息。歐洲經濟的低增長也使歐洲金融投機家把資金注入美國。經濟總量只及美國十分之一的中國所購買的美國國債就有 800 億美元,俄羅斯經濟垮臺後大量資金也湧入美國。據估計,僅 1997 年金融風暴後,從東南亞地區流入美國的資金就高達 8000 億美元。目前外國投資者持有 37 %的美國國庫券、 46 %的公司債券與 11 %的股票。
2000 年末,美國對其他國家淨債務為 2.19 萬億美元。 2001 年末,淨債務達到 2.60 億美元,占 GDP 的 22% ,這個比例在 1999 年才達到 16.4% ,同時也比 1997 年的 12.9% 高了 9 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美國吸收了世界總儲蓄的三分之二,成了一個超級的金融真空吸塵器,源源不斷的將世界各國的資本吸入本國。(在資源排擠效益下,世界其他地區就會有投資不足的問題,尤其是嚴重缺乏資金的第三世界國家)
伴隨著美國新經濟的是貿易帳戶和資本帳戶的巨額逆差。 1981 年,美國還是擁有 1400 多億美元對外債權的世界最大債權國,至 1985 年,短短四年之後,已淪為對外負債 1119 億美元的最大債務國,此後貿易逆差的規模不斷擴大,至 1999 年達 3389 億美元, 2001 年更高達 4500 億美元,跟隨著貿易逆差而擴大的是美國經常帳目的赤字,在 2000 年達到 GDP 的 4.4 %。同時,美國也成為世界最大的進口國,由於美元的強勢沉重打擊了本國的製造業,進口消費品幾乎占到本國居民全部消費的 40 %,。
這麼一個進口大於出口,工業競爭力衰落兼負債累累的國家,居然能夠保持經濟榮景,其秘訣在於,各國出口賺美國人的錢,然後又購買美國股票和債券,借錢給美國人花,美國人花錢又支撐了美國和各國經濟的增長。美元源源不斷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國的債市和股市。如此惡性循環,美國的債務越來越多,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世界經濟的總需求越來越低迷,股市卻越來越高。
非理性繁榮使美國人相信,股市將永無休止地上升,他們不再省下工資用於儲蓄,而是大大方方地消費,並且相信股市在替他們存錢。 1995 年起,消費支出年均增長 4.4 %,增長速度超過個人可支配收入 3.3 %的增長率,個人儲蓄率從 1994 年的 6.6% ,降至 2001 年初的 -1.2 %。先前我們已經講過,美國無論政府、企業與個人,皆處於債務如山的狀態,加上巨額的貿易逆差與負儲蓄率,經濟上是依靠強勢美元與湧入資本市場的外國資本在支撐著,很難不說是一個泡沫。至 2001 年,泡沬終於破滅,美國經濟步入了蕭條。
自 1970 年代初開始,世界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不同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分析的自由資本主義階段,也不同於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所分析的帝國主義階段。因為在這兩個階段,資本主義經濟的核心,仍然是發展物質產品生產,但先是在 1956 年,以美國的「白領工人」超過「藍領工人」為標誌,進入到所謂「後工業社會」 ( 丹尼爾.貝爾, 1995) ,以後到 70 年代,英、法、德、意、日等其他世界主要工業國家也進入到後工業社會,產業資本開始具有從物質生產領域向外游離的趨勢,再加上貨幣體系脫離與黃金等價兌換的條件,就使虛擬經濟逐步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主體,從而改變了傳統資本主義的許多基本運行規律,也使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特點發生了變化。在這新的歷史階段,資本世界的主要矛盾,也是大國利益紛爭的目標,也發生了轉移,從一戰、二戰時爭奪生產物質產品的資源與銷售市場,轉變為爭奪國際資本與貨幣霸權,因為只要掌握了這兩者,即使工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照樣可以錦衣玉食。
美國喪失工業霸權的地位,已是眾所皆知。 1970 年代以後,美國用於機器和廠房設備的投資額逐步減少, 1961-1970 年,美國製造業廠房及設備投資年平均增長 8.1 %, 1971-1980 年降到 7.1% , 1981-1986 年降到 5.2 %。從製造業投資佔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看,美國落在其他主要工業國家後面, 1986 年,美國製造業投資額佔國民生產總值比重為 12 %,西德是 14 %,日本為 20 %。 1970 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國內許多工業部門日漸蕭條,在對外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美國在世界出口貿易所佔的比重,戰後初期一度達到 32 %,以後逐年下跌, 1995 年佔 14.6 , 1975 年為 12.2 %, 1980 年為 10.8 %, 1982 年後有所回升, 1989 年為 11.5 %, 1993 年為 12.6 %。
同期,美國對其他主要工業國的出口工業品依賴不斷加深, 1965 年,美國的進口額佔世界進口額的比重為 11.8 %, 1980 年上升到 12.4 %, 1982 年增加到 13.1 %, 1986 年升至 14.2 %,外貿赤字跟著直線上升。美國的工業品在國際市場也遭到外國產品的競爭,僅在 1962-1980 年 19 年間,美國機動車輛出口佔該類產品世界出口總量的比重,由 36.2 %降至 11.4 %,飛機由 70.9 %降到 52.2 %,電訊設備由 28.5 %降到 15 %,金屬加工機械由 32.5 %降到 24 %,農業機械由 40.2 %降到 24 %。同期,美國工業產品在本國市場的佔有率也不斷下跌,在 1960-1980 年 21 年間,汽車從 99.5 %降到 72.9 %,鋼鐵從 95.8 %降到 83.4 %,服裝從 98.2 %降到 90.1 %,電子元件由 99.5 %降到 78.9 %,家用電子產品由 94.4 %降到 53.1 %,這種下降趨勢至今沒有改變。
然而,美國並沒有因此喪失世界上的霸權地位,它還擁有以美元為基礎的金融霸權與以強大武力為基礎的軍事霸權。
紐約劉投資集團主席亨利. C . K .劉,在「中國與全能的美元」一文中認為,美元的霸權地位使美國能實現單邊政策自主,本質上能對持有或使用美元的經濟活動徵稅和掠奪,這導致:一方面美元強勢,全球三分之二的資本流入美國,使美國經濟泡沫化、腐敗化;另一方面亞洲等發展中國家,不是出於比較優勢,而是為了穩定貨幣和賺取外匯還債,不得不採取過分出口導向的工業戰略,以自殘性的價格向美國出口,最終使國民買不起自己生產的商品或進口的商品,需求一直不振,同時教育科技等長線建設萎縮,人民福利下降。亨利· C · K ·劉評論美國的霸權地位說:
「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自豪地使用『霸權』一詞來描述美國金融地位的顯赫和結構優勢。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非常奏效:無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體制引發了多少社會經濟災難和金融危機,又造成了多少失業者和流浪者,市場原教旨主義就像『上帝』一詞一樣,仍然被鼓吹為挽救人類惟一可能的經濟和社會秩序。」
「當前的體制並不算真正的全球化體制,只是美國金融霸權通過美元霸權在全球的擴張,是美元統治全球經濟。在全球金融和貿易中,美元霸權是結構性的,美國製造美元而世界其他地區生產美元購買的產品。 …… 儘管 30 多年來美國財政和貿易長期赤字,美國也成為最大的債務國,但美元依然是世界貿易的儲備貨幣。美國為了國家利益藐視市場動力,維持強勢貨幣的政策。」
「世界貿易的儲備貨幣實際上是發行國對所有參與世界貿易國的一種稅收。國家貨幣理論認為,一種貨幣的通行從根本上講取決於政府徵稅的能力。在一國範圍內發行貨幣是政府的意志,貨幣是為了納稅人支付稅收而發行的。正如經濟學家蘭德爾.雷( RandallWray )所概括的那樣,該理論認為所有政府有權用法定貨幣徵稅,無需外資就能發展本國經濟,政府應該能夠充當最後的雇主以維持充分就業。該理論認為:稅率過低導致貨幣需求量減少,長期的預算盈餘不利於生產的發展,因為它擠佔了經濟貸款。按照這種理論,一個國家無需外國貸款或投資也能為國內發展提供資金,實現充分就業和高速經濟增長而且不受高通貨膨脹的懲罰。但該理論只局限於封閉的國內貨幣體系,在全球化體系下尤其是在無管制的金融和貨幣市場中,參與自由貿易的國家由於存在外匯問題,因此這個理論也就不適用了。在這個體系下,任何國家無論採用固定匯率制還是浮動匯率制,只要其印刷的本幣超過外匯儲備就會遭到外匯市場的襲擊。因此在吸引外資前所有國家必須儲備美元。而且外資只能投資于能賺取美元的那部分出口行業。」
「美元霸權使美國貨易夥伴失去了用自己的貨幣發展國內經濟的能力,迫使這些國家尋找美元貸款和投資,而只有美國才能任意印刷美元。芒代爾—弗萊明( Mundell — Fleming )認為,在國際金融中一國政府在如下三項中選擇:一是匯率穩定;二是資本自由移動;三是政策自主(充分就業、低利率、反週期的財政擴張等)。由於全球市場缺乏管制,政府只能選擇其中的兩種,但美國卻有三種,它通過美元霸權成為惟一能挑戰這一理論的國家。十多年來美國一直使美元高於其實際價值,吸引資本帳戶盈餘,在美元霸權統治下的全球化體系中執行單邊政策自主。這一現象的原因是複雜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所有的關鍵性商品尤其是石油都用美元標價,美元成為超級大國地緣政治擴張的工具。美元霸權使美國金融霸權成為可能,從而使美國例外主義和單邊主義成為可能。」(亨利. C . K .劉, 2002-07-23 )
美國的國際戰略
從世界經濟的角度看,美國作為最大的債務國,實際上已經成為存在最大壞帳、呆帳(未清償債務)的不良金融國家,是國際上一個最大泡沫經濟的寄生體。如果美元霸權的地位無法維持,美元不再作為世界貿易的主要結算工具和儲備工具,這將意味著巨大的外部債務和國際收支逆差,不能用美元來支付,這對美國經濟的打擊將是極具災難性的;再者,外國資本一旦預見到美國經濟難以為繼與美元貶值的前景,就有可能大量拋售美元資產,會讓情況更加不可收拾。
因此,維持金權霸權的地位成為美國國際戰略的基礎,這種傾向從 1980 年代開始,至 1990 年代逐漸明朗化。首先是鼓吹以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開拓資本主義的邊疆地帶,其結果是東歐的非共化、蘇聯的瓦解、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某些具有開發價值的第三世界國家如東南亞、拉丁美洲等更深入地收編進世界體系,大大擴展了金融資本活動的空間,並且極力將這些國家的經濟打造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藉由出口賺取美元外匯,促使他們開放國內的市場,從而讓國際資本得以大肆收購該國的資產,從事金融投機活動。
再者,憑藉強大的軍事威攝力量,懲戒那些擾亂國際資本主義秩序的國家,將自身塑造成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警察,從而在國際社會取得主導性的地位,順便擴張地盤。在這樣的前提下, 1990 年迄今,美國發動了三次戰爭,包括 1990-91 年的海灣戰爭、 1999 年對塞爾維亞的戰爭、 2002 年對阿富汗的戰爭,其他較為隱蔽的是,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的軍事獨裁政權,鎮壓國內的「叛亂」,以維護美國對該國的投資利益。
三者,如果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出現挑戰美國金融霸權的行為,就採用各種具有可行性的隱蔽手段,對這些國家施予間接的阻撓或打擊。這項戰略意圖往往不容易被世人所察覺,這些國家即使發現自己吃了暗虧,也沒有膽量公開與美國翻臉。
1990 年代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問題就是保持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在 1997 年,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清楚地闡述了這種地位:「在 20 世紀的最後十年中,世界事務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蘇聯的失敗和崩潰是一個西半球大國迅速上升為唯一的而且的確也是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的進程中的最後一步。」
那麼如何才能保持這種霸權?據貝熱津斯基說,「在全球到處插手的美國如何應付複雜的歐亞大陸的大國關係——特別是美國能否阻止一個占主導地位和敵對的歐亞大陸大國的出現——在美國保持全球霸權地位的問題中居於核心地位。」 ( 布熱津斯基, p13-14)
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與美國存在著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在東歐的非共化、蘇聯的瓦解等的歷史過程中,他們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競爭關係上,歐盟各國在 1990 年代以來與美國的貿易磨擦愈形頻繁激烈,為了保護本國的產業,增強競爭實力,在歐洲的工業大國德國主導下,啟動了歐洲聯盟的區域組合與區域內的單一貨幣歐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歐盟國家於非現金交易中引入歐元。三年後, 2002 年 1 月 1 日,歐元全面進入了國際貨幣流通領域。
1990 年代,日本在經過泡沬經濟的打擊後,開啟了「再亞洲化」的戰略,大力投資東南亞國家,準備將東南亞納入經濟腹地。據日本菁英階級的構想,世界貨幣體系將形成:
1 .東亞以日本為中心的日元區;
2 .歐陸以德國為中心的馬克區;
3 .美元將不再居於世界貨幣地位,僅作為區域性貨幣從而形成美元區。
但是,東亞金融危機摧毀了日本成立日元區的戰略,造成日本金融資本的鉅大損失,不得不從東南亞撤退。事後,某些學者對美國的戰略意圖產生了合理的懷疑。本國評論家南方朔指出:「就宏觀角度而言,日本自從進入 80 年代之後,其旺盛的生產力即已直通歐美,並面臨歐美強大的保護主義及『修理日本』( Japan - hashing )的衝擊。這促使日本採取『再亞洲化』方針,在東南亞扮演投資火車頭的角色。亞洲金融風暴的出現,打擊目標之一無疑是日本。因此,亞洲金融風暴可以被視為處於強勢的美國金融勢力重新攻佔亞洲,而日本則被迫撤出的一個轉捩點。」(轉引至何新, 1998-10 )
這項懷疑的根據是,對東亞及東南亞各國包括泰國、印尼、馬來西亞、南韓、香港的貨幣市場發動狙擊的,主要是來自美國的金融資本,而且在危機中獲取了龐大利益。
中國學者何新作了更進一步的推論,何新認為,這是由美國策劃的金融戰爭:
「在前方衝鋒陷陣者是索羅斯及老虎基金會等對沖基金,而在後方謀略策劃,提供後勤支援的乃是美國聯儲、財政部以及 IMF 。這四者表面不同,實際是一個戰略整體,都是服務於美國國家以及美國金融壟斷資本的全球一體化戰略目標和利益的。」
「美國的第二戰略目標是自亞洲獲取巨利後調集資金力量進取俄羅斯及歐洲市場,通過俄羅斯和歐洲股市的大幅震盪,陷德國馬克於虛弱地位,進而阻遏破壞歐元在 1999 年的實施。」(何新, 1998-10 )
如果這項戰略意圖真的存在,其結果就不如預期,俄羅斯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對沖基金遭受了重大損失,由於借鉅資從事金融投機,導致銀行逼債,甚至驚動美國政府出面救急(如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救助措施)。
在虛擬經濟為主體的世界經濟體系,經濟危機也採取了新的形式--金融危機,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與金融資本擴張的過程中,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愈來愈高、規模愈來愈大,而且有向全球蔓延的趨勢。自 1990 年來,先後爆發的有 1992 年英鎊危機、 1994 年 12 月墨西哥金融危機、 1997 - 1998 年東亞金融危機、 1998 年俄羅斯金融危機以及日前發生的阿根廷金融危機,其他的性質比較溫和但破壞力仍然強大的準危機則表現為泡沫經濟的破滅,使日本 1989 年至今仍深陷泥沼,而美國於 2001 年也步向日本後塵。
當今世界上大部份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曾爆發或受到金融危機的波及,那些資本市場愈開放、愈自由化、愈依賴外資的國家,受到的傷害愈嚴重,反之,則損傷較輕。因此,金融危機的發生與該國的經濟是否「健康」,沒有必然關係。
「當代美國主要經濟評論家庫特納( Robert Kuttner )最近即指出,大家都在指東指西地宣稱亞洲的崩潰是結構出了問題,包括太多的國家干涉,太多的親信裙帶資本主義,銀行的自有資本不足等。但這些指控其實都是避重就輕地找理由,反而疏漏了真正的理由,那就是充滿了惡意的,完全不受節制的流動資金。它挾帶超國家的實力排山倒海而來,再健全的體質,再多的外匯儲備,都將無法抵擋它的威力。庫特說道:『一旦被全球化的金融投機集團選為打擊目標,即突然地暴露在自己完全無法控制的力量中。熱錢湧入,追求超級利潤,在一番擾亂而不再有利可圖後,它又快速流失,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這種投機資金唱和,以貨幣緊縮和經濟的收斂來因應困境,向金融市場屈膝的結果,乃是造成全面性的緊縮。』」(南方朔文,轉引至何新, 1998-10 )
時序回到 2002 年,美國經濟已經逐步邁入蕭條,外國資本已經出現從美國資本市場撤退的跡象,從年初至今,美元跌幅高達 12.6% ,貶至與歐元等值的地步。在經濟的疲弱不振的情況下,美國的霸權地位將如何維持?我們看到了,美國近日窮兵黷武的單邊主義傾向又抬頭了,最近前 CIA 局長特納稱美國已經贏得冷戰即「第三次世界大戰」,現在美國面臨著必須要打「第四次世界大戰」。
那麼,美國所要進行戰爭的敵人究竟是誰呢?根據美國官方的說法,它當前的主要敵人是「恐怖主義」,這就令人感到迷糊了。通過布希總統一連串談話的分析,我們發現,美國對其未來的敵人作了如下的劃界:
1. 邪惡軸心國家和潛在的邪惡國家。
2. 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正在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家。
3. 更重要的是,美國要求全世界一切國家在這場戰爭中,都必須無條件地支持美國。布希說:這場戰爭沒有中立者。凡不支持美國者,都是美國的敵人,並因而可能成為美國的打擊對象。
因此,美國事實上已經把全世界不贊成美國一極獨霸政策的國家,劃入了可能被打擊的敵人的範圍,這也就是「第四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對象。
果不其然,「流氓」國家伊拉克成了第一個被打擊的對象,儘量世界上大部份國家紛紛表示不支持,或委婉表示不贊同,攻伊卻勢在必行。
看來,二十一世紀初不會是個平靜的年代。面對戰爭陰影籠罩的國際局勢與美國經濟疲弱的衝擊,各國紛紛尋求自保,最流行的就是區域經濟聯防策略,歐洲已經成功地統合為歐盟,東亞正在醞釀的是東協加三的體制,透過區域的組合形成一個龐大的內需市場,對區域內各項經濟要素進行分工與調配,改變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穩定區域內貨幣體系,建立合作與相互支援的機制。由此可見,世界的政經格局正在走向多極化,美國單邊主導世界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
至於台灣,將何去何從?作為一個對美國在經濟與政治上依賴甚深的國家,美國是否仍然是個「穩定的靠山」?如果中國是美國戰略上的潛在敵人,台灣是否會成為美國在中國週邊製造麻煩的戰略工具?台灣還有那些戰略選擇,答案已經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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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C.K.劉,中國與全能的美元,香港《亞洲時報》, 2002 年 7 月 23 日,本文引述自《國外理論動態》 2002 年第 9 期「美元霸權的危機與發展中國家發展道路」對該篇文章的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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