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多桑與紅玫瑰》
書評：《多桑與紅玫瑰》
陳文玲著，2000年，大塊出版
未完成的救贖之旅 －《多桑與紅玫瑰》
鄭美里
《多桑與紅玫瑰》是一部女兒尋找母親的故事，不過，這個尋找的旅程卻是在母親過世之後才展開的，作者 (陳文玲)「和爸爸生活了一輩子，卻寫了一本媽媽的書」，寫書的動機，作者自述是 在母親死後為她頌經的時候，有了動筆寫書以迴向給她的念頭 (p.201) ，另一方面，也是 因為作者對於母親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女人有著太多的不解－－作者 陳文玲不只一次發出有如天問般的疑問和喟嘆「媽媽，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啊﹖」 （ p.37 、 p44 ）
一般人可能會覺得奇怪，母親不該是自己最親密、最熟悉的人嗎，何以必須花上四年的時間到處找人採訪、踏查，最終「卻發現自己在過程中迷了路 … 」 （ p44 ） ？最直接的解釋是作者出生後不久，父母離異，此後便跟著爸爸生活，與母親的接觸有限，但更深層的原因卻在於作者的母親「這個叫劉惠芬的女人」不僅不是個典型的好媽媽，更是徹頭徹尾的一個「壞女人」－－曾經當過舞女、老鴇、單幫客、摸摸茶咖啡座女老闆、西餐廳女老闆，又總是和男人牽扯不清的母親，一生在金錢中打滾，為了錢不惜犧牲人情、巧言詐欺。因為太不符合文化中為母親設定的形象，作者「從小跟著大家一起怪媽媽，從來也不問為什麼」，文化中缺乏對「壞女人」提供理解的範型，加上週遭的口水批評，不必說「身受其害」的作者無法對母親有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即便是八竿子打不著的路人，聽到有這樣一個拋家棄子、愛慕虛榮的女人，只怕也要人人搖頭唾棄。
正是在這層意義上， 《多桑與紅玫瑰》彰顯出了它獨特的意義，在作者的帶領之下，我們逐步親近了劉惠芬，瀏覽了她外表亮麗、但內在虛空的一生，我們看到了一個所謂的「壞女人」是如何長成的，也從另一個角度看見?好女人」並非天生自然、而是被規訓出來的 (從母親在結婚協議書裡承諾遵守的條約，如不與某君來往、誠實、守時 … ，可見一斑， p.55)，並且在她的種種罪狀之外，看見她愛狗、關照低階層者的可愛、富有人性的一面。換言之，這本書是一本關於女兒試圖與母親和解、原諒母親的書，作者「在接觸女性主義之後，學會了看事情的新方法」(p.203)，試圖重新去理解「媽媽的情境、媽媽的年代」，只不過，從一個挑剔的讀者看來，《多桑與紅玫瑰》的救贖之旅畢竟未能走完，我們看到作者在靠近母親時依然顯得遲疑，總是無法真正地靠近，書的副標題「這個叫劉惠芬的女人是我的媽媽」，語調裡的疏離和界線似乎已經向讀者預示了寫作者的安全距離。從小，作者就被父親告誡，最好跟媽媽保持距離以免惹上麻煩，既想要又不敢、不能靠近(被母親拒絕)，壓抑的結果雖然讓作者在父親的世界中順利地長大（成為一個大學教授）、「鄉愿地」長大(不再去追問媽媽到底愛不愛我﹖)，卻也造成了作者渴望母親的潛意識縈繞難去，必須藉由不斷地復返企圖解決，就像她必須到夢裡去見到媽媽、尋找媽媽( pp.195-197 )，以及必須像人類學調查或者像拍紀錄片一樣，寫一本書來找媽媽。
問題是，作者依然太恐懼失控了，敘述的筆調雖然抒情，卻始終維持在理性的範圍內，越出理性的夢境書寫不到三頁 (pp.195-197)，相對於另一本女兒尋找母親的書－－中美洲女作家牙買加 ? 金凱德 ( Jamica Kincaid) 所寫的 《我母親的自傳》 (大塊文化出版)，運用大量獨白、夢境、意識流手法，讓讀者更能進入一個被污名化的主體而感同身受 ;《多桑與紅玫瑰》的寫實風格反而阻礙了讀者進入劉惠芬的內心，儘管作者寫的是她、回憶的是她、與人談論的也都是她，但弔詭的是，以追尋她之名而寫的這本書中，她卻成了最沒有聲音的人，雖然書中展示了許多她的照片，她也被呈現為一個表面跋扈、說話大聲的人，但讀者無法聽到她的想法、無法感受到她的感受，只能從旁人口中拼湊出她波濤洶湧、曲折坎坷的生命故事。
不同於一般傳記只呈現一個狀似完整的、單一的主人翁面貌和聲音，作者以「故事有兩個版本」，讓三姨和阿珠姨口中的好人媽媽和壞人媽媽同時並陳，也有許多親友的多聲部敘述，凸顯出傳記敘事的真相－－即便是號稱再現真實的傳記，其中所謂的「真實」必然也只能是建構出來、而非自然而然的真實－－就像「我們不是一家人」（ p.47 ）的家庭照相簿裡那張媽媽 19 歲、姊姊 30 歲、哥哥 12 歲、我 35 歲、媽媽身邊的男人是個虛線和問號的合成照片 所呈現的，《多桑與紅玫瑰》裡的家族史是一部建構出來的歷史，就像所有的傳記和歷史一樣。因此，我們要苛責於《多桑與紅玫瑰》的，不在於它夠不夠真實，而是它照相般的寫實不只堵住了母親的嘴，甚至也閹割了作者自己深層的潛意識，以致最終阻礙了讀者對劉惠芬的感知。
作為一部「類傳記」的作品，《多桑與紅玫瑰》沒有採行傳統傳記按照時間順序的敘述，而是依主題區分章節，環繞著主題自由跳躍時序，因此，它又像是一部小說，而書中的照片、檔案、剪報、舊書信雖然有助於構築真實的情境，卻無助於讀者進入劉惠芬的內心，作者有幾度已相當貼近母親，幾乎跨越界線時卻又滑掉了，例如母親與姓齊的男人約定各自打拼三年再論婚假，當母親赴約，對方沒有出現，母親第一次在三姨面前掉下眼淚，事件本身已提供足夠的線索讓讀者運用想像力和同理心去捕捉一個女人失落的心境，但身為女兒的作者卻筆鋒一轉，寫道︰「不過，不管那天發生了什麼事，第二天中午，媽媽就像沒事一樣，起床以後忙著梳妝打扮，然後就出門逛街去了。」 (p.57)疏離、低調的寫法將讀者勾引起來的同情又阻塞住，也使得《多桑與紅玫瑰》頂多成為奇女子劉惠芬一生的紙上展演、一個大時代的悲劇縮影，而難以達到對人性的深刻理解。
除了母親劉惠芬之外，作者對父親、哥哥、姊姊的描寫相較起來，篇幅雖小卻立體得多，書中作者和姊姊的成長歷程 (作者的姊姊曾加入幫派、最後自殺身亡)，也是值得探究的女性成長敘事，可以和哥哥代表的男性成長做對比；以氣味、聲音、食物作為記憶的媒介，作者的寫作相當動人。此外，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劉惠芬一生中感情和金錢牽扯不清，作者雖勾勒出母親坎坷的身世，卻從頭至尾不曾釐清金錢在母親心中的意義，因此，終究不免落入世俗視之為愛慕虛榮、只重物慾的批評，這是相當可惜的一點。
就像書背所言，英文裡的 miss有兩個意思，一是「失去」，一是「思念」，《多桑與紅玫瑰》寫的便是作者對失去的母親(missing mother，精神分析學裡的典型課題)的思念，然而，我們看到這趟構築在充滿污名言說之上的救贖之旅，竟是如此艱難，以致成了「沒有起點、所以不會結束，沒有命題、所以永遠找不到答案的旅途」(p.45)。故事是說不完的，讀者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於女性史中遺落的環節(missing link)，作為讀者的我們只有透過想像力去補綴、去完成。我們也期待，作者對母親的復返之旅能夠走得更深，到那時，不只作者與母親的和解得以完成，讀者也有幸能更貼近一個獨特女性的生命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