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學理念
透過「套裝知識」的窗口，社區大學的反省者看到的不是現代社會分工體制的完善與規模。相反的，在反省者看來，如果現存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等原則有所傾斜的話，那麼，建立在套裝知識背後的邏輯與幕前運作的手法可能才是真正的癥結所在。
如果，學院裡所傳達的一切，是造成今天所見後果的動因，那麼，社區大學所要展現的批判性首先就要針對我們習以為見的知識體系。但是，真實的狀況遠不是簡單的劃分學院裡外可以了然的。這裡，讓我們逼近某些後福特主義者為「彈性化」風潮盛行時代的專業訓練所做的努力。他們在知識的本質上率先否定一切非以經濟生產為目的的前提，再者，以瓦解國家（或某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對教育的掌控為目標，大規模將市場機能與後福特主義教育觀結合，讓文憑、專技的權威性由原本國家賦予的形式轉向民間（或市場）參與。社區大學對套裝知識的顛覆力與對國家文憑的認識，無疑的，在外表與之貌似的困境中將被捲入這股後福特主義時代的商業狂潮中。而，面對社會形態的快速變化，六年來的社區大學運動是否已醞釀足夠的認識與之對話，並在這樣紛雜多擾的干預力量裡找出自己的槓桿位置，這都是社區大學運動目前最需要釐清的。
社區參與做為一種社區大學運動的「準確性」，或許有其現實的考量，但隱身在社區參與背後是不是應該有非目的論的社會分析其實才是「運動」銜命之所在。基於這樣的背景與前提，我們嘗試將社區參與的合法性回歸到有關套裝知識的討論中，板橋社區大學企圖要說明的是，社區參與從來就不只是我們的一部份，更應該強調的是，對社區大學參與者而言，「介入社會」原本就在社區大學存在的邏輯裡，如果在我們的角色中可以做出區別，異於一般社會運動者的是，社區大學的行動力乃是透過「知識」本身的構成。
1923 年，勒．柯布西耶出版了《走向新建築》，在結尾一章他這樣說：
在工業的所有領域裡，人們都提出了一些新問題，也創造了解決它們的整套工具。如果我們把這些事實跟過去對照一下，這就是革命。在房屋建造業中，人們開始大批生產構件；根據新的經濟需要，人們創造了細部構件和整體構件；如果我們面對過去昂然挺立，我們會有把握的說，那些『風格』對我們已不復存在，一個當代的風格正在形成，這就是革命」（柯布西耶， 2004:235 ）
建築歷史的理解作為對「變化」的掌握，對柯布西耶來說，建築需要改變正與「工業化」息息相關，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也同時宣告一種舊知識面對挑戰。幾乎在同一個年代中，葛蘭西在《獄中扎記》中提出了對「福特主義」生產制度的觀察：
福特方法是『合理的』，也就是它應該成為普遍的，但是為了達到這一點，必須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社會條件必定發生變化，個人的道德和習慣必定發生變化，這不能只用一種『強制性』來達到，而只能以強制的和緩（自我約束）和說服來達到」（安東尼奧·葛蘭西， 473 ）。
福特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人類的二十世紀發生過重大的影響。如果從葛蘭西的「理解方法」來看，那麼等於說，為了適應一種新的工業生產方式，個人習慣、道德等等都要隨之改變。回過頭來，用同樣的對工業生產方式的變化去理解後福特主義的現象，包括所有彈性化的知識、學歷、學習空間等等，一種以解構國家在二十世紀上半段扮演過「分配」角色的浪潮正在風行，這正是我們身處的時代。從方法上來說，葛蘭西提供了我們一種理解「變化」動機的視野，當我們再把這種變化之間的脈絡關係聯繫起來，則一種對社會「整體性」的理解就躍然浮於我們對知識的各種辯論之中：
在資產階級大學體系中，一切都分門別類，沒有任何互相關連，這個系搞宗教，那個系搞社會科學、經濟、文學等，這樣便沒有可能把一切關連起來提出一個總體性問題（詹明信， 1997:68 ）。
社區大學的「經驗知識」是不是可以在這個層次上與「整體性」的思考做連接，這一直是我們探知的重點。要解決這個疑惑，首先，必須先進行社區大學「經驗知識」的討論。在標榜的經驗、事實之中有沒有可能滑向主觀唯心主義的一方，最後在價值的選擇上成了「價值等於有用」，不是經驗得到、感受得到的價值就是沒有用的價值。換句話說，社區大學強調的經驗知識必須能夠與流行的美國實用主義精神做出區隔，避免成了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基礎思想。源於從 「經驗知識」到「公民社會」之間目標與手段的檢討，六年中前半段時間我們在「經驗知識」與「公民社會」的歸範性內容上投入較多的心力，較為接近的三年來則以 「整體化」知識為實踐的標的。
以台灣整體社會的變化來思考，板橋社區大學所設計的課程目的就是尋找改變這一切最大的力量。因為這些現象說明了一個問題：如何把握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之間複雜的關係，這不但是一個總體觀念的問題，而且需要新的闡釋方法來具體地尋找它們之間的互動方式。這就是說，必須在經濟的、最終的作用與上層建築之間發現相互作用的中介網絡和關連要素。不能完成這個解釋性工作，總體性思想會淪為一個空殼。這種理解解接近詹明信對意識形態的理解，也是拒絕走入相對主義者所言之誇誇的多元文化最自覺的方式。
我們的總體性知識理解可以在公共性社團的發展中找到實例。三年前，大漢溪上游泰雅族部落的發展問題開始進入我們實踐的範圍，以空間來講，大漢溪流域或者早年板橋都市的發展其實都與河流上游部落的命脈落息息相關。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大漢溪流域的發展、環保、文史、上游泰雅部落的族群文化、經濟方式等等，空間上橫的流徙，卻都同樣受制於漢人的經濟活動。一旦視域進入經濟活動，則 「現代化社會」所帶來的新的生產方式又將大漢溪流域劃入台灣整體經濟的發展過程裡，表現在泰雅族部落的就是傳統「知識系統」的瓦解，取而代之的就是現代化的「知識」。部落發展的理解如果到達這裡，整體性的範圍就昭然若揭，問題如果走得更遠，恐怕連「公民社會」如何成為運動的目標都要從這個知識系統的撞擊過程來重新思考。
「知識解放」做為社區大學的宗旨，如果深究至此，社區參與的問題才不致成為目的論者或右翼多元文化論者喋喋不休的焦點。因為對知識解放鼓動者來說，套裝知識所形成的世界是一個逐漸向資本主義傾斜的世界，那麼，透過「整體性」理解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的知識就是最可能達到「知識解放」的途徑。
